看了就懂了,参考文献怎么引用才合理?

【题记】参考文献的引用,是一次严谨的科研探索。参考文献的引用是否科学、合理和充分,是判断一篇学术论文学术水平的重要指标。如何在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正确引用参考文献,是每个毕业党必须要面临的问题,下面主页君为你详细解读。

科研论文的参考文献主要作用为:体现研究的背景,明确研究的基础,提供论证的依据,区分成果的所有,便于读者的检索。

从论文评价的形式标准上来讲,参考文献在体现研究成果层次上具有明显的评价意义。在参考文献的引用上有几个原则需要注意:

1
该引而不引,学风有问题

如果论文中引用了他人的学术观点、数据、材料、结构等而不如实、规范地标注处处,则有缺乏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或学术修养的嫌疑。文献的引用不仅是对他人劳动成果和著作权的尊重,也是对个人诚信的拷问。如果漏引的正好是审稿人的文献,则会造成极坏的影响。

2
引用不规范,水平则有限

如果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在文中文后标注的不规范,或者有错漏,或者格式不一,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作者写作水平和态度,缺乏严禁的科学态度。这就如同论文写作主体部分表达不一致、错字别字等会使人怀疑在研究中是否也是如此粗心大意,那么论证过程、结果和结论都会让人生疑。

3
文献多与少,充分为最好。

文献量的多少体现出作者占有资料的程度,特别是对相关方面的代表性文献的遗漏会直接影响着立论的充分性和必要性。文献引用量的多少,一定程度上代表资料的占有程度、选题的前沿热点和选题的重要程度,一般来讲中文论文的文后参考文献都偏少,这也是事实。但是,也不能简单以文献引用量达到多少简单划分,不同学科、不同性质的论文之间的文献引用量也相差很大。

4
文献失效短,表明是热点。

参考文献过于陈旧虽然不能说研究没有创新,但说明并非当前研究的热点,没有人研究和解决可以认为是前沿但选题的重要性也就值得怀疑。一些经典性文献长期以来被人引用,文献被引用的半衰期长短也是评价期刊和论文的理论性强弱的指标,但是从现有研究的文献引用情况来看,近五年的研究成果应该占有较大的比例。如果近五年里有很少相关的文献发表,那只能讲论文的选题并不被人们广泛关注。

5
文献有层次,增强说服力。

文献的作者团队和发表的期刊,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研究选题的高度和层次,特别是行业内的权威文献往往具有一定的说服力。无论是期刊还是作者的权威性并不是自封的,而是其长期以来严谨科学作风的积累和体现,能够引用权威期刊或者权威作者的文献自然会得到同行的认可,这是建立在人们对权威的信赖基础上的。

6
文献范围广,自信能力强

文献引用贵在科学合理,如果局限在很窄的一个范围也容易造成“攀龙附凤”“狐假虎威”的嫌疑,实事求是地引用不同层次期刊和作者、不同语种的相关文献,更能体现作者对自己研究成果的自信和对研究背景的掌握的全面性。与前一条相呼应,正好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7
引文看位置,创新在内容。

文献的引用一般多产生在论文的引言部分,这是因为论文的立题需要建立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针对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自己的命题,但是也并不是一定完全如此。通过因为插入不同位置,一定程度上可以观察论文创新性成功的多少和分量。如果一篇方法性、模型类论文,在方法的建构部分的引用占有较大的量,可以判断是在已有方法基础上的改进;如果在结构分析部分的引用不是用于结果的比较或作为分析方法,那么心意就值得怀疑了。

高水平的科研论文一般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产生的,没有一定量的参考文献,很难看得出研究工作的背景和基础,但也不能单从以文献的引用数量来评价研究成果的水平,更不能像有些期刊那样明确规定:引用文献必须在8或10篇以上。参考文献的引用应当实事求是、科学合理。

看了就懂了,参考文献怎么引用才合理?

【题记】参考文献的引用,是一次严谨的科研探索。参考文献的引用是否科学、合理和充分,是判断一篇学术论文学术水平的重要指标。如何在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正确引用参考文献,是每个毕业党必须要面临的问题,下面主页君为你详细解读。

科研论文的参考文献主要作用为:体现研究的背景,明确研究的基础,提供论证的依据,区分成果的所有,便于读者的检索。

从论文评价的形式标准上来讲,参考文献在体现研究成果层次上具有明显的评价意义。在参考文献的引用上有几个原则需要注意:

1
该引而不引,学风有问题

如果论文中引用了他人的学术观点、数据、材料、结构等而不如实、规范地标注处处,则有缺乏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或学术修养的嫌疑。文献的引用不仅是对他人劳动成果和著作权的尊重,也是对个人诚信的拷问。如果漏引的正好是审稿人的文献,则会造成极坏的影响。

2
引用不规范,水平则有限

如果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在文中文后标注的不规范,或者有错漏,或者格式不一,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作者写作水平和态度,缺乏严禁的科学态度。这就如同论文写作主体部分表达不一致、错字别字等会使人怀疑在研究中是否也是如此粗心大意,那么论证过程、结果和结论都会让人生疑。

3
文献多与少,充分为最好。

文献量的多少体现出作者占有资料的程度,特别是对相关方面的代表性文献的遗漏会直接影响着立论的充分性和必要性。文献引用量的多少,一定程度上代表资料的占有程度、选题的前沿热点和选题的重要程度,一般来讲中文论文的文后参考文献都偏少,这也是事实。但是,也不能简单以文献引用量达到多少简单划分,不同学科、不同性质的论文之间的文献引用量也相差很大。

4
文献失效短,表明是热点。

参考文献过于陈旧虽然不能说研究没有创新,但说明并非当前研究的热点,没有人研究和解决可以认为是前沿但选题的重要性也就值得怀疑。一些经典性文献长期以来被人引用,文献被引用的半衰期长短也是评价期刊和论文的理论性强弱的指标,但是从现有研究的文献引用情况来看,近五年的研究成果应该占有较大的比例。如果近五年里有很少相关的文献发表,那只能讲论文的选题并不被人们广泛关注。

5
文献有层次,增强说服力。

文献的作者团队和发表的期刊,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研究选题的高度和层次,特别是行业内的权威文献往往具有一定的说服力。无论是期刊还是作者的权威性并不是自封的,而是其长期以来严谨科学作风的积累和体现,能够引用权威期刊或者权威作者的文献自然会得到同行的认可,这是建立在人们对权威的信赖基础上的。

6
文献范围广,自信能力强

文献引用贵在科学合理,如果局限在很窄的一个范围也容易造成“攀龙附凤”“狐假虎威”的嫌疑,实事求是地引用不同层次期刊和作者、不同语种的相关文献,更能体现作者对自己研究成果的自信和对研究背景的掌握的全面性。与前一条相呼应,正好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7
引文看位置,创新在内容。

文献的引用一般多产生在论文的引言部分,这是因为论文的立题需要建立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针对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自己的命题,但是也并不是一定完全如此。通过因为插入不同位置,一定程度上可以观察论文创新性成功的多少和分量。如果一篇方法性、模型类论文,在方法的建构部分的引用占有较大的量,可以判断是在已有方法基础上的改进;如果在结构分析部分的引用不是用于结果的比较或作为分析方法,那么心意就值得怀疑了。

高水平的科研论文一般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产生的,没有一定量的参考文献,很难看得出研究工作的背景和基础,但也不能单从以文献的引用数量来评价研究成果的水平,更不能像有些期刊那样明确规定:引用文献必须在8或10篇以上。参考文献的引用应当实事求是、科学合理。

学位论文写作过程中应注意的7个问题,推荐收藏

现将最近一阶段研究生论文出现的问题作一简单总结,供关注此事的人参考。

1

 

研究现状与选题无关

 

这是较为常见的一个问题。比如A领域有B,C子领域等,论文研究的是C,研究现状却写的是B。这种情况不是该课题不值得研究就是作者刻意回避自己参考的文献,课题研究太前沿,填补空白这种概率太低了。

2

 

条理性差

 

很多同学的论文缺乏条理性,往往是一大段,阅读起来十分困难。论文小摘要只有一段,结论也是一段,读起来非常吃力,需要评阅人和评委努力帮助其总结工作。其实论文一般总结成3条就成,(1)(2)(3)不用太多。

3

 

英文翻译问题多

 

中文题目经常翻译成了句子。翻译不准确(建议把自己翻译的英文再翻译回中文试试,看是否一样)。英文表达一般是重要的东西放在前面说,中文是重要的东西放后面。所以英文表达应多用被动式。如:论文提出一个方法,翻译成英文应该对应:一个方法被提出了,在这篇论文里(A method is proposed in this thesis.)。

4

 

题目不一致

 

论文版权页题目和封面题目不一致。这是另存的结果,把往届同学的论文拿来当模板使用,却并未修改完全,有的连导师名字都不对。

这属于低级错误,是最不应该出现的。

5

 

致谢不真诚

 

致谢中出现我的**毕业设计。这应该是参考了网上的某些毕业设计论文(和现场的应用进行了结合),连致谢都参考了,这也太马虎了吧。其实是态度问题。

6

 

致谢太“真诚”

 

有些同学的致谢饱含“热情”,写得太夸张,夸导师夸得有点狠。描述导师“治学严谨,学富五车,贯通古今”等,真是吓人,看论文内容,导师一定不大严谨,论文明显有很多小问题,都没看或没看出来。论文做得不怎地,致谢要献给一大堆人。不仅有老师,父母,还有同学朋友,甚至还要把论文当礼物送给女友。(把做得不好的论文当礼物送人,合适吗?献给这么多人,这打击面也太大了吧?)

7

 

低级错误频现

 

有些较为低级的错误,例如论文语句不通顺,数据有误,错别字连篇等常常出现。有的同学表达能力奇差,几乎没一句通顺的。有的引用的数据都不知道什么年代的(不标明),与当前情况不符。还有错别字太多,最多的可达到每页10个以上。

建议先将论文框架结构和内容与导师商定,撰写完成后自己先多读几遍(实在不行念出来,自己觉得不舒服就修改),再找同学帮忙(互相帮忙)进行修改,然后让导师把关评阅,最后送审和答辩。

记住这12条建议,就能写出好论文!

写论文是个系统工程。跟写paper不一样,所以从一开始就要有个整体思维和计划,比如文献管理,文献索引,数据管理,表格图片管理等等。建议一开始就建立一个文件夹,里面包括各个方面的子文件夹,分门别类,系统管理,事半功倍。

2

写作讲究一气呵成。看很多人写论文,今天写了半页,明天写了几百字,痛苦至极。写之前莫不如先思考,理清思路,然后再动笔。有时候写顺了,一两天写出一个paper来都不奇怪。

3

不要期待一稿定乾坤。写论文最重要的是第一稿,因为从无到有是最艰难的,第一稿出来之后再修改,无论修改意见多么尖锐和繁多,都不会太难。俗话说百炼成钢,论文也一样,往往最终稿跟第一稿相比总是面目全非的。所以,对于第一稿,要快,而不是要精。

4

不要着急生成bibliography文献列表。因为这个文献列表一旦插入进来,在改动的时候总会一遍又一遍的更新,有的时候word也会崩溃,导致论文保存不当或者丢失。如果用endnote之类的软件,写的时候,在插入文献的地方用{作者名,年份等信息},最后一起生成列表就好。

5

论文跟paper的思路还是有区别的。对于论文来说,精炼并不是最主要的要求,详实最重要。而对于paper,精炼最重要,因为杂志往往有字数限制而且精炼的文字会更被杂志青睐。所以,在写论文的时候,一定要力求详尽,尤其是第一稿,之后修改的时候可以略作删减。

6

你总会发现,word会时不时“出问题”。比如目录格式为什么总不对,为什么目录“只更新页码”的选项没有了,横页上怎么在左边插入页码,页脚的页码如何自定义,如何区分插入分页符和分节符等等。记住,一旦遇到类似问题,要第一时间弄清楚并解决。不是Word设计的有问题,是你还不会使用它。大部分时候,网上搜一下问题就解决了。这样这些问题就不会在后期困扰你。

7

及时与导师沟通论文的写作进度和要求。每个导师都有不同的习惯,比如我在香港的导师非全稿不看,而现在的德国老板让我写完一章她就改一章。最终质量控制都在导师手里,所以沟通最重要。

8

把论文当做你严谨科研的起点。大家都知道,论文没人看,就算最后存档在图书馆,可能永远也没有人看。但是,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收获是写paper无法比拟的,论文写作的机会不多,也就是说,系统写一个作品的机会不多(那些可以出书的大牛略过哈)。写paper多了,你会发现其实paper很好写,都是一个套路,论文则不然,论文太多系统的东西,方方面面十分广泛。所以,如果你将来真的打算做一个严谨的科学工作者,那么请认真的写好你的论文,就算它将来没有人翻阅。而且论文往往很长,而大部分都不愿意读自己写的东西,以至于论文很多地方可能自己都没有读过。

9

论文文件命名。这是个小问题,每个人可能习惯都不同。我有个小建议,就是用论文名称_Version No._年月日。比如AAA and BBB_V2_20130501。这里版本号很重要。有时候我们经常只放时间,但是到头来你会发现其实时间不重要,因为最终你浏览文件夹肯定要按照修改时间排序,而且很多时候去找以前的文件,时间你已经记不清了。这样版本就很有用,第一版是初稿,第二版是改过一次的,以此类推。当然,在时间后面还可以加上修改人的名字,证明是谁改过的等等。

10

尽早读研院的论文手册instructions,如果学校提供word模板,就用模板写。这样会在之后的格式修改中省去很多时间。

11

自定义Word和endnote。word中默认字体的定义,endnote中引文格式的定义,这些都能标准化论文的写作。记住,磨刀不误砍柴工,是真理。

12

备份!事情总是那么的碰巧,尤其是在写论文的时候发生率特别高。我听到过写论文时电脑丢了、坏了的例子不下5次。所以,只要你动笔开始写论文那天起,就要养成备份的习惯。

政治经济学的观念演进、分流及后续发展

摘    要: 自“政治经济学”这一术语被首次提出以来, 其内涵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首先是重“政治”而轻“经济”的前古典经济学时期;接着是亚当·斯密将“经济”从“政治”中解放出来后并经由其他政治经济学家发展的古典经济学时期;然后是不同地区学科认知明显分流的过渡时期。随着学科认知的演进, “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 完成了体系化、多样化的历史任务。对这一演进逻辑的把握, 对认识西方经济学、甄别各种“政治经济学”概念不同的内涵、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 经济学; 学科认知; 经济思想史;

  Abstract: Since the term“political economy”was first proposed, its connotation has undergone three major stages of development. At first, there was a pre-classical economics era when“politics”instead of“economy”was emphasized; Later, Adam Smith severed“economy”from“politics”, followed by theories of other political economists. Then there was a transitional period during which the cognition in different regions clearly diverged. With the evolution of subject cognition, “economics”replaced“political economy”and completed systematic and diversified historical tasks. The comprehension of this evolutionary logic is essential to understanding western economics, and distinguishing different connotations of“political economy”, as well as understanding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 political economy; economics; subject cognition;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s;

 一、引言

经济思想史研究一般采用的思路是, 以某个经济学家或经济学派具体的经济思想为对象, 研究其关于价值论、分工论、分配论、贸易论或其他问题的基本观点, 着重分析思想流变的制度基础、社会环境及思想渊源, 强调生产力发展水平、国内阶级矛盾、国际安全局势等在社会存在领域, 以及政治学、伦理学、哲学等在社会意识层面对经济思想的影响, 并在以上讨论的基础上, 对诸经济学家与主要经济学派的经济思想进行整合分析, 辅之以具体的历史证据, 研究各经济思想间的批判与继承关系, 从而梳理出经济思想的主要发展脉络。这一思路普遍体现在各国出版的经济思想史类着作中。1

除了这一思路所主要探讨的背景、内容、过程、意义与评价等重要内容外, 经济思想史领域的一些细节还有待更深入的考察, 例如经济思想的发展过程中诸经济学家对经济学学科认知的改变, 这种改变不仅反映了他们对经济学的认识与态度之间的异同, 还反映了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入, 他们的关注点发生的变化, 这无疑是对经济学学科本身发展史进行研究的最好材料, 也应当是经济思想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有关诸经济学家对经济学学科认知的探讨, 零散地见于各个版本的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说史专着、研究论文及经济学着作的序言与概论性章节中。系统的研究如布雷登 (Bladen) 对经济学方法论流变的讨论: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 经济学家们对经济学的认识经历了从先验的绝对真理性科学到系统性经济学学科的漫长历程。我国学术界目前鲜有就这一问题进行专门研究或综述的文献。23何炼成梳理了“政治经济学”在各主要经济学家作品中是否被用于命名以及这样命名对内容的影响, 讨论了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特征, 论证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要求和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思想的观点。4陆昱探讨了从政治经济学、“去政治化”的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再到经济政治学的历程, 5从学科视角下政治与经济关系变化的过程反映出理论界对两者关系的探索和认识不断深化;但是他在探讨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时, 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对古典经济学家具体理论观点的梳理, 对学科认知方面的探讨略显单薄;在探讨“去政治化”的经济学时, 仅是站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其对立的立场上, 强调阶级属性与意识形态。

政治经济学的观念演进、分流及后续发展

本文将着重就“政治经济学本身意涵的演进”与“‘经济学’被提出的意义”这两个方面进行一些客观的补充与探讨, 加深对政治经济学传统的理解, 把握经济学学科的发展规律, 为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提供思想史的视角。

二、政治经济学观念的演进

从词源上看, 经济 (economy) 一词源自希腊语SymboloApSymboliApSymbolkApSymboloApSymbolVAp (oikos, 家庭) 和SymbolnApSymboloApSymbolmApSymboloApSymbolVAp (nomos, 法) , 意为管理家庭的法规。希腊的家庭一词还兼有家族 (氏族) 、财产权的意思, 包括家庭内的一切动产。政治 (politics) 一词源自希腊语SymbolpApSymboloApSymbollApSymboliApSymbolVAp (polis, 城邦) , 并延至一般国家和社会。6古希腊思想家, 如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 都就政治和经济现象进行过讨论, 并且提出“经济学是政治的经济, 认为它是关于征收国家岁入的一种技艺”。7“ (因为) 供给国家的需要与供给家庭的需要之间, 有着明显的相似性, 因而在希腊语中, ‘政治经济学’一词就作为政府的艺术或政府经济活动中财政金融部门的一个适当的专有名词而出现了。”8在古希腊特殊的城邦制度下, 政治生活是公民普遍追求的最高生活, 政治的地位远高于经济;作为维护政治的基本手段, 经济研究只能是政治研究的一个方面。

17世纪, 法国在亨利四世 (Henry IV) 和黎塞留 (Richelieu) 统治下, 国家机构发展, 公共行政范围不断扩大。1615年, 法国重商主义者蒙克莱田 (Antoine de Montchrétien) 在《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首次明确使用了“政治经济学” (political economy) 的概念, 提出他对社会、国家经济政策的看法与建议。对这一极具历史意义的事件, 熊彼特给予了恰如其分的评价:“我们这门科学或多种科学的凝聚物在十七世纪被一个不十分重要的作者命名为政治经济学……从此以后, 就有意无意产生了一种看法, 似乎我们这门学科唯一关心的就是国家的经济”9。在经历了接近一个世纪的沉寂后, 詹姆斯·斯图亚特 (James Steuart) 继承了先前蒙克莱田的框架, 创作了《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 或自由国家内政学概论》一书, 提出“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 是为人民 (或译作‘居民’) 提供他们生活所需的基本基金, 和社会所需的所有物品, 并扫除其中存在的各种障碍”10;与书名一致, 该书的核心是国家内政学, 其第一章名为“人类的政治” (of the Government of Mankind) 。16世纪末出现在德奥的“官房学”, 作为一种社会经济思想, 集经济政策、立法、行政管理、公共财政等为一体, 堪称这一时期政治经济学强调“政治”的范本。

西尼尔 (Nassau William Senior) 论及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学时, 指出“早期所谓的政治经济学家, 并没有突出政治经济学中的‘经济’一词, 而更为强调对政治的探讨”。11萨伊 (Jean Baptisee Say) 也认为“某些学者在研究时把良好政治的基本要素与国家财富或私人财富的增长所依存的原理混淆起来”。12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家西尼尔和萨伊等人普遍认识到, 先前“政治经济学家”所讨论的问题大多是政治问题, 对国家的关税、财政等问题的研究也往往牵连了过多政策与法律的内容;讨论财富问题时对农业、制造业的讨论没有紧扣行业与财富之间的关系, 反倒就行业本身进行了多余的讨论。罗宾斯 (Lionel Charles Robbins) 指出:“在所谓重商主义时期留下的大量流行文献中, 大多都是关于贸易法规、铸币制度、济贫赈灾等具体问题的论述……直到18世纪在重农主义者和苏格兰的思想家们的着作中, 才开始出现……现代称之为经济学的研究工作。”131758年, 作为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 魁奈 (Francois Quesnay) 在《经济表》中“ (给出了) 它 (政治经济学) 作为科学的经济学组织的精确表述”, 14用以概括有关财富性质、再生产和分配的讨论。尽管他的着作没有用“政治经济学”来命名, 也没能彻底摆脱“政治”, 但是确实传达出了与此前政治经济学强调的“管理”“控制”不同的含义, 表现出对“经济”的关注。1776年《国富论》发表, “将这两个相差甚远的研究区分开来”, 15超越了这种强调政治学理论框架的传统, 将讨论核心从政治话题转移到了财富本身。亚当·斯密在该书第一、二篇集中探讨了核心理论——分工、价值和分配;第三、四篇总结并梳理了此前的经济发展史和经济学说史;第五篇讨论国家的经济职能和公共财政的问题。尽管斯密也讨论了政府职能, 但是其关注点在于国民财富增长与市场秩序建立, “政治”不再是政治经济学的唯一目的。“他 (斯密) 将经济学从政治学中分离, 在处理相关问题时像对待物理对象与自然规律一样。”16按照罗宾斯的观点, 政治经济学所包含的两个层面的含义——“对经济行为的描述”和“对经济政策的制定”17——在斯密这里得以完成。

 三、政治经济学的分流

斯密创立以财富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框架后, 政治经济学中“经济”的部分逐渐成为研究的核心——伴随着“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展, 政府的“守夜人”角色日渐深入人心, 对“看不见的手”的研究也逐渐深入。正是在这样的学科背景下, 政治经济学出现了分流的趋势。

在英国, 斯密身后的政治经济学家们基本延续了他的研究思路。李嘉图 (David Ricardo) 在斯密的基础上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1817) 一书, 并沿用了“政治经济学”的名称, 18其讨论的内容涵盖了价值与价格理论、地租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和赋税理论。李嘉图的研究思路恰恰说明, 在与政治学分野后, 政治经济学已经成功步入独立的发展轨道。紧接着, 马尔萨斯 (Thomas Robert Malthus) 的《政治经济学原理》 (1820) 、麦克库洛赫 (John Ramsay MaCulloch) 的《政治经济学原理》 (1825) 与约翰·穆勒 (John Stuart Mill) 的《政治经济学原理》 (1848) 相继发表。尽管他们在一些具体理论上有着迥异的观点,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共同的学科框架内讨论, 以及对抽象先验的经济学理论进行进一步的发展——这同李嘉图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与贡献一脉相承。其中, 约翰·穆勒对政治经济学学科的认识的贡献, 特别是在普遍经济学理论抽象方面, 尤为突出:早在《原理》发表之前, 他就在一篇论文中提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探寻社会现象规律的科学, 规律来自于人类在财富生产中各种行为的组合, 在一定范围内这些现象并不因追求其它目标而改变”。19

同一时期欧陆的政治经济学家在与英国学者的交流学习中也同样承担着发展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任务。西尼尔在其《政治经济学大纲》 (1836) 中总结, “当代欧洲大陆学者对政治经济学的含义也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斯托赫先生认为, ‘政治经济学和一国的繁荣昌盛直接相关, 它是研究一国的物质财富和文化的根本性的科学’。西斯蒙第说, ‘以政府的角度来说,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物质福祉的科学’。萨伊则认为, ‘政治经济学, 是一门社会经济学科, 它综合了我们对社会各组织部门的性质和职责的认识’……事实上, 他们的研究往往走上了立法者和政治家的思想套路, 并没有真正深入于财富问题的研究”。20他提出政治经济学家要更深入地探讨财富问题, 更集中于对根本观点的研究, 而不应该过多关注道德和福利问题。21西尼尔将斯密的政治经济学框架同财富问题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开始尝试摆脱道德哲学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束缚, 单纯对经济学理论进行深入研究。

但是欧陆的政治经济学家对于斯密体系的继承与发展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状况较好的法国, 其他地区则是另外一番光景。德意志地区当时尚未统一, 处在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双重压力之下, 传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完全不能满足德意志发展的需要, 所以在浪漫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 出现了主张采用历史归纳法并以此闻名的德国历史学派。历史学派的先驱李斯特 (Friedrich List) 早先是斯密的信徒, 但是其思想在后期发生了重大转变——尽管李斯特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1841) 依然以“政治经济学”命名, 但是他只承认特定国民体系的政治经济学, 反对斯密的“世界主义政治经济学” (尤其以他提出“幼稚产业论”来反对基于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理论的国际贸易为典型) 。此后, 旧历史学派开始以“国民经济学” (national economics) 来命名着作, 22新历史学派也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这样的命名方式, 如罗雪尔 (Wilhelm von Roscher) 所着《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 (1843) 、施穆勒 (Gustav Schmoller) 的《国民经济学大纲》 (1900) 等。熊彼特指出, 此时德国的国民经济学 (国家科学) 与早先斯图亚特所说的政治经济学在内涵上是一致的——强调经济性的公共政策, 但是这种看法显然把经济学的范围看得过于狭窄了。23

在奥地利学派那里, 门格尔 (Carl Menger) 的着作放弃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命名方法, 选择以《国民经济学原理》 (1871) 为题。此外, 尽管杰文斯 (William Jevons) 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1871) 、帕累托 (Vilfredo Pareto) 的《政治经济学讲义》 (1896) 和《政治经济学教程》 (1906) 依然以“政治经济学”命名, 但是心理学派强调心理分析, 数理学派侧重对数学工具的利用, 他们所理解的经济学内涵与所使用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不仅不同于早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 也与同时代其他国家与学派的政治经济学家相去甚远。

在经济学理论和学科认知方面, 政治经济学家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异:一方面, 以穆勒为代表的英法政治经济学家在摆脱政治学对政治经济学的禁锢之后, 基于本国良好的经济发展情况、较为稳定的经济市场秩序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巨大推动, 开始强调在抽象的经济学理论方面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构建“世界主义”的经济学;另一方面, 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家或者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 在实践中一次次宣告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无效性, 开始探索符合本国实际需要的经济学理论, 又或者基于方法和理论的进步性, 开始从新的视角和思路对政治经济学进行反思和批判。布雷登指出:“以穆勒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家在方法论上奉行的先验主义和抽象演绎方法使得经济学 (Economy) 作为一门科学其实只是英国的商业学, 使得政治经济学家们试图建立的政治经济学公理被一次又一次地证明其局限性所在。”24

这一时期对政治经济学正统理论的怀疑, 也在一个侧面体现出随着社会经济背景的变化, 经济学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广泛传播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 需要更多新的理论与方法来加以解决。也就是说, 在从古典经济学向新古典经济学转变的过程中, 研究对象和方法无法再简单局限于个别单纯的普遍抽象理论, 经济学体系的复杂化与多样化趋势开始显现。许多经济学着作的命名方式中透露出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扩张和发展也反映出这一趋势, 而这种命名方式同样也明显体现出经济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接触与交流。安德森 (James Anderson) 所着《关于激发人民勤奋劳动精神的方法研究》 (1777) 、杜普伊 (Juvenal Dupuit) 所着《公共工程的效用计量》 (1844年) 、瓦尔拉斯 (Leon Walras) 所着《政治经济学与公正》 (1860) 和《社会财富的数学理论》 (1883) 、维塞尔 (Friedrich von Wieser) 所着《社会经济理论》 (1914) 等书, 都反映出政治经济学受到伦理学、物理学、数学、社会学等学科广泛的影响,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已经从单纯的财富领域扩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通过对这一发展阶段的仔细梳理, 我们不难发现政治经济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明显分流的趋势——英国、法国、德国以及其他各国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认知出现了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也体现为不同学科与经济学之间界限的模糊, 经济学不断采纳其他学科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手段, 开始对各种社会现象提供强有力的解释工具。政治经济学的范围限制越来越不能容纳其自身体系化、复杂化、多样化的发展需要。

 四、经济学的产生及政治经济学的后续发展

当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从政治目的转移到财富增长, 再到资源分配与效率提高, 从单纯的普遍理论演绎再到理论与现实的结合, 政治经济学原有的学科认知至少经历了三个重要的阶段:首先是将“经济”作为研究手段而强调“政治”的前古典经济学时期, 其研究核心在根本上是政治理论与实践;接着是斯密将“经济”从“政治”中解放出来并经由其他政治经济学家发展的古典经济学时期, 研究对象是以国民财富为核心的抽象的普遍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然后是学科认知在不同地区产生明显分流的过渡时期, 25研究对象开始向其他方面拓展。

19世纪出现了对于政治经济学的两种批判:第一种批判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思路——马克思确定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和探索“市民社会的解剖学”, 恩格斯则把政治经济学描述为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分析”, 这种观点保留了“政治经济学”名称, 但是批评了它的研究范围和方法;第二种批判则主张彻底改变政治经济学的名称。26在一定意义上,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可以被看作是前一个部分讨论中政治经济学分流的表现, 但是我们也必须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其他分流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27

西方主流经济学基本延续了第二种批判思路, 用“经济学”取代了“政治经济学”, 这也正是本文接下来要讨论的内容。当经济学的全部研究领域拓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如资源的分配、个人的效用享受、决策与博弈、外部性与矫正等时,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框架已经不再足以容纳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杰文斯在1879年版《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再版序中写道:“若干小的修正, 可以一述者, 例如以Economics代替Political Economy, 我以为Political Economy这一个双名是麻烦的, 应尽早放弃……我觉得最好的名称, 是Economics。这个名称, 既与旧名称比较更近似, 又在形式上与Mathematics, Ethics, Aesthetics及其他各种学科的名称可以类比, 且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就已通用。据我所知, 这个名称是麦克劳德君28重新提起的。但剑桥马歇尔君亦曾经用它, 我们希望, 近百年来为法国经济学者称为La science économique的科学, 将一律采用Economics这个名称。不过, 我虽在本文改用新的名称, 但书名仍以不改为是”。29佩特曼对此评论说, “ (政治经济学中政治学与经济学的) 分离是在19世纪取得的, 部分是由于英国理论家威廉·杰文斯的着作”。30杰文斯在这里已经表示出要摆脱政治经济学所限定框架的强烈诉求, 也表现出不满足于单纯的理论研究的诉求:他理想中的经济学应该是与数学、伦理学、美学一样的独立学科, 是包含着子学科的一门发展完善的学科。杰文斯要做的, 首先是实现Economy与Politics的分离, 接着是从Economy到Economics的进步, 这两者是互为补充的。对杰文斯而言, 经济学理论非常重要, 但也只是经济学 (Economics) 的一个部分, 他做出的贡献也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学理论, 还包括经济统计学、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31正如他在序言中写的, “发展经济学, 改进经济学, 乃是经济学家的无止境的工作”。32

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下, 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马歇尔 (Alfred Marshall) 在他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中首次以“经济学”为题, 正式完成了在命名上以“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任务。巴里·克拉克在分析经济学“科学化”的实质时指出, 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分离, 使“经济学集中研究个人在市场上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利用个人理性假设及用货币作为衡量原因与结果的尺度, 使经济学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仿照19世纪的物理学建立其理论大厦”, 33这正是将经济学与政治学彻底分离的任务的意义所在。而马歇尔写给埃奇沃思 (Francis Ysidro Edgeworth) 的信中——“在我看来理论是重要的, 但是如果由抽象的、理论的、一般的经济学成为完全的经济学, 那么这是最为灾难性的……普遍的理性的确是重要的, 但是广泛而深入地对事实进行研究也是同样重要的”34——又体现出将经济学发展为一个系统学科的任务的意义所在。马歇尔用“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 既完成了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彻底分离, 使得纯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形成独立传统, 又构建了完整的体系化的学科框架, 使得经济学能够容纳更多维度的经济研究。在这两个意义上, 经济学才能被认为是真正产生了。

在经济学体系化的基础上, 政治经济学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 迎来了新的发展。近30年来, 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新政治经济学 (New Political Economy) 发展迅速, 并在中国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作为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交叉学科, 新政治经济学的特点在于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政治问题, 关注政府、立法、民主、公共选择等传统政治学议题, 其研究思路在根本上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一致, 而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35作为学科分支, 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得益于经济学的体系化发展:一方面可以更好地继承延续已有的研究理论与方法, 另一方面也可以更好地同其他学科进行交叉, 研究新的议题。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美国兴起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则不同于新政治经济学的内涵与地位, 更多是站在主流经济学的对立面, 吸收借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 批判美国的社会制度;但是他们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应用和探讨的过程中, 也出现了背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倾向。这两派不同内涵的“政治经济学”都是经济学学科发展的组成部分, 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延续了早先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两种思路, 这说明当下经济学的学科建设还在继续, 对经济学的学科认知还在深化。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可以大胆做出论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也应当成为经济学学科认知和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既要充分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思路, 也要借鉴西方经济学各流派的理论观点, 不仅要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 还要在经济学的现有框架下促进经济学本身的发展。

 五、总结

经过上述梳理讨论, 我们发现“政治经济学”的内涵从蒙克莱田首次提出以来, 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以“政治”为核心的, 讨论所涉及的公共政策也好, 财富增长也罢, 最终目的依然是服务于政权与国家, 这尤其受到当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各国积极竞争、拓展霸权需要的影响。而自亚当·斯密以来, 政治逐渐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淡化, 对经济的研究, 尤其是对财富增长的理论研究成为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中叶政治经济学家讨论的核心, 其间对政治的讨论逐渐演化为与经济相关的政策研究。但是斯密之后的各国政治经济学家由于时代与地域的差异, 在学科认知方面逐渐出现了较大的差异:英法两国基本在斯密奠定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继续着更为深入的研究, 马尔萨斯、萨伊、西尼尔等人加入了重要的学说, 最后由约翰·穆勒予以内容上的充实;德国则在李斯特的影响下产生了自己独特的学科认知, 更加强调“国民性”, 也即熊彼特着重指出的“政治性”;奥地利学派则在边际理论的指导下, 发展出体系成熟的数理经济学, 以杰文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开始考虑用“经济学”术语取代“政治经济学”, 引导经济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总之, 这样的发展趋势是经济学学科从无到有、从幼稚走向成熟、从附属学科向独立学科发展的必由之路。原有的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在发展的后期逐渐成为一种阻碍, 而吸收了其他学科研究方法与理论成果逐渐成熟起来的经济学有着更加强大的潜力, 这之间的矛盾势必造成“经济学”与“政治学”作为两个独立学科在根本上的分野。在一定程度上说, 经济学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 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自身发展的要求, 马歇尔用“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完全顺应了这一趋势, 成为经济学学科发展与经济思想演进历程中非常重要的标志性事件。理清这一演进逻辑, 不仅对认识西方经济学的发展、甄别各种“政治经济学”概念不同的内涵具有重要的意义, 还对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内涵与历史任务具有相当的理论意义。

 注释

1 如英国罗尔 (Eric Roll) 所着《经济思想史》, 美国韩讷 (Lewis H.Haney) 所着《经济思想史》, 法国季德 (Charles Gide) 、李斯特 (Charles Rist) 合着的《经济学说史》, 苏联雷季娜 (М.Н.Pыдина) 等人所着《经济学说史》, 日本出井盛之所着《经济思想史》, 中国晏智杰主编的《西方经济学说史教程》等一系列介绍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着作。
2 V.K.Bladen, “Mill to Marshall:The Conversion of the Economist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1, Issue Supplement:The Tasks of Economic History (Dec.1941) , pp.17-29.
3 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学科与研究对象的讨论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
4 何炼成:《为“政治经济学”正名》,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1期。
5 陆昱:《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政治学”——学科视角下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启示》,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
6 关于词源的讨论, 参见让·巴蒂斯特·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 晏智杰主编, 赵康英、符蕊、唐日松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4年, 第1-2页。
7 参见Seligman,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pp.7, 转引自迦纳:《政治科学与政府绪论、国家论》, 孙寒冰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 2014年, 第43-44页。
8 约翰·伊特韦尔:《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 (第二卷:E-J) ,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2年, 第61页。
9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 (第一卷) , 朱泱、孙鸿敞、李宏、陈锡龄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4年, 第45页。
10 纳骚·威廉·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 彭逸林、商金艳、王威辉编译,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0年, 第3页。
11 纳骚·威廉·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 彭逸林、商金艳、王威辉编译,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0年, 第3页。
12 让·巴蒂斯特·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 晏智杰主编, 赵康英、符蕊、唐日松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4年, 第1页。
13 莱昂内尔·罗宾斯:《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 陈尚霖、王春育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年, 第7页。
14 约翰·伊特韦尔:《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 (第三卷:K-P) ,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2年, 第969页。
15 让·巴蒂斯特·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 晏智杰主编, 赵康英、符蕊、唐日松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4年, 第1页。
16 W.Cunningham, “The Progress of Economic Doctrine in Englan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1, Issue 1 (Mar.1891) , pp.93.
17 莱昂内尔·罗宾斯:《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 陈尚霖、王春育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年, 第4页。
18 此处强调用“政治经济学”命名的原因在于国内有版本译作《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 如李嘉图:《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 郭大力、王亚南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4年。
19 约翰·伊特韦尔:《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 (第三卷:K-P) ,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2年, 第969页。
20 纳索·威廉·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 彭逸林、商金艳、王威辉编译,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0年, 第3页。
21 纳索·威廉·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 彭逸林、商金艳、王威辉编译,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0年, 第6页。
22 并不是所有历史学派的着作都以“国民经济学”来命名, 新旧历史学派都有以“政治经济学”命名的着作, 但是其内涵已与早先的“政治经济学”相去甚远。
23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 (第一卷) , 朱泱、孙鸿敞、李宏、陈锡龄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4年, 第45页。
24 V.K.Bladen, “Mill to Marshall:The Conversion of the Economist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1, Issue Supplement:The Tasks of Economic History (Dec.1941) , p.19.
25 这里的过渡时期包括古典经济学晚期和新古典经济学早期, 是“政治经济学”本身意涵因不同学派的研究而超越了最初意涵, 但是被“经济学”取代之前的一个时期。新古典经济学早期仍然保留了“政治经济学”的名称, 尽管此时其意涵更接近于如今所说的“经济学”。笔者为了方便理解, 便将此时“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定义为“过渡时期”。
26 约翰·伊特韦尔:《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 (第三卷:K-P) ,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2年, 第969页。
27 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史讨论非常丰富, 考虑到本文的撰写思路主要是对第二种批判的介绍与分析, 所以这里不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加以赘述。
28 麦克劳德 (Macleod, 1875) 提议改称“经济学”, 并定义为“探讨支配可交换物品数量关系规律的科学”。参见约翰·伊特韦尔:《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 (第三卷:K-P) ,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2年, 第969页。
29 斯坦利·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 郭大力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年, 第6页。杰文斯最终还是在1905年出版此书的最后一版时, 将书名改作《经济学原理》。
30 R.Pettman,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With Readings for the Fatigued, Colorado:Lynner Publishers, 1996.转引自陆昱:《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政治学”——学科视角下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启示》,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 第20页。
31 V.K.Bladen, “Mill to Marshall:The Conversion of the Economists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1, Issue Supplement:The Tasks of Economic History (Dec.1941) , p.22.
32 斯坦利·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 郭大力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年, 第5-6页。
33 克拉克:《政治经济学:比较的视点》, 王询译,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1年, 第1-2页。转引自陆昱:《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政治学”——学科视角下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启示》,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 第20页。
34 V.K.Bladen, “Mill to Marshall:The Conversion of the Economist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1, Issue Supplement:The Tasks of Economic History (Dec.1941) , p.23.
35 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了另外一个“新政治经济学”的分支, 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不同于传播更为广泛的主流的新政治经济学。参见张林:《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含义和性质》, 《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年第1期, 第61页。

习近平民生领域的经济思想探析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上强调胸怀“人民梦想”, 致力“人民生活”, 坚守“人民立场”, 在增进人民群众福祉的问题上更是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新研判与新理论。新时代民生领域的经济学思想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载体, 秉承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经济理论主线。立足新时代, 将经济发展的红利更为科学有效地惠及民生建设, 赋予民生建设新的内涵, 需要全党全面贯彻新的发展理念, 完善民生领域的经济改革。

  关键词:习近平经济思想; 民生价值; 民生需求;

政治经济学论文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情与发展实践, 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引领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开拓了新的视野。在经济领域的重要讲话中, 总书记始终坚持将实现人民之期盼、促成个体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在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对“三期叠加”的正确判断, 提出经济领域“新常态”论断, “四化同步”发展理念, 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贯穿到统筹推进至“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等论述中, 无一不彰显着其经济思想中的民生本质。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习近平总书记在提高保障与改善民生方面进行了七个方面的具体回应;2017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系统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构筑起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工作的策论;在此之后更是提出了“新时代属于每一个人”的伟大论断。通过系统梳理习近平民生领域的经济思想, 将有助于巩固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民生实质, 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认知。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民生需求意义

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领导,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重视社会生产力作用的同时不断完善生产关系, 以科学技术创新、促进实体经济产业、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已成为经济工作发展的方向。以政治经济学视角看, 推进《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 在于合理调整产能过剩, 避免“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将人民关心的主要矛盾优先解决, 扭转为增长而增长的GDP为先片面发展理论, “推动有效供给更为科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升级变化的物质文化与生态环境客观需要”。[1]

1.1 经济学的需求内涵

经济学的核心要义是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再生。需求是在特定的时期内, 在既定的价格标准情况下, 消费者情愿购置同时可以购置的商品。虽然, 斯坦利文杰斯、列昂瓦尔拉斯、门格尔的边际革命将西方经济学长期只关注供给与客观因素的现实逐渐转变为关注需求和主观因素。但回顾西方经济学范式下的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角度以及西方经济学变迁史, 都不难发现, 其强调供给作用忽视需求作用的思想始终存在。始于威廉·配第, 后经亚当·斯密、李嘉图等经济学家传承发展的西方经济增长思想, 表现为关注资本的累积, 而不考虑需求因素。在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总结和提炼的萨伊定律中, 他指出:“供给本身便能够创造需求, 物品在生产出来的同时, 需求也被创造出来”。20世纪中后期, 拉弗作为西方供给学派的代表, 强调供给而忽视需求, 重视市场功能而忽略政府功能。对此, 恩格斯曾作过这样的表述:“供给总是紧跟着需求……经济学家用绝妙的供求理论证明‘生产永远不会过多’, 而实践却用商业危机回答, 危机就像彗星一样定期出现”。[2]西方经济学实践过程中暴露的问题源于供给与需求关系的失衡, 尤其表现在缺少对需求作用的考虑。

1.2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民生需求内涵

马克思曾说:市场上只有“买者和卖者, 需求和供给”两个范畴。“在商品的供需活动中存在着以下关系:一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 买卖双方的关系, 商品与货币之间的关系;二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3]此外, 以《资本论》为标志, 马克思以批判的视角对资本主义社会中财产权与市场经济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评述, 他认为社会分化使得弱势群体的需求与利益无法得到实际满足, 劳动产品分配的不公, 使人们无法享受社会财富累积所带来的实惠, 最终阻碍了人们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观点表明, 社会公平、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是民众需求的直观体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条件的论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依据现实, 指出当前与今后一段时期, 供给与需求都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但矛盾主要方面来自供给侧, 进而提出将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由高速增长转变为高质量中高速增长的主张, 满足了经济结构的优化。动力增长的转换是我党实现民众需求, 跨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口, 契合发展实际的科学战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民需求与利益的实现,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 他强调:“全党需将人民置于最高位置,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指出:“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平等参与、同等发展的权利, 使社会进步的成效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向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4]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经济发展充分体现了党在实现民生需求中的关键性作用, 坚持与完善党的领导是全体人民利益之所在, 幸福之所在。

1.3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民生旨归

习近平经济思想强调人民群众是力量的源泉。在2017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提纲挈领的指出高质量的发展在于很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推进新发展理念, 由人民共享发展红利, 科学地印证了马克思“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连。伴随新生产力的获得, 人们改变自身的生产方式, 伴随生产方式即谋生方式的改变, 人们也就将改变自己的所有社会关系” [5]的观点。

首先, “为什么人”阐释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初心。人民群众主体始终是劳动群众, 坚定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马克思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而人民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因素, 这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方法论。马克思曾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6]习近平总书记也说过:“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是全党上下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7]把广大人民群众的福祉作为全党经济政策的立足点, 这一初衷包含了两个理念: 第一指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为民情怀与立党为公的使命担当;第二彰显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民生理念, 凸显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问题意识。

其次, 将改革创新带来的成果覆盖全体人民传递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 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 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8]当前, 我国14亿的人数约占全球人口总数的19%,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城镇化率) 为58.52%[9], 2016年的基尼系数为0.465[10], 这直观地反映出中国距离建成惠及全体人民的全面小康社会依然有距离。总书记多次强调:“群众就是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如果不能心系群众, 情牵群众, 发展有什么价值, 改革又有什么意义?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11]。通过走访基层、深入调研, 兴研究调查之风, 将百姓的现实冷暖以民生经济议题的方式狠抓落实, 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充分表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最终目的。

最后,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指明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方向。经济发展是为了更为合理地保障与改善民生。在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体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结合现实谈到, 民生工作面临的宏观环境和内在条件都在发展变化, 公众多层次、多领域的需求, 需要我们党不断适应这些新特点, 在经济速度上增速放缓, 结构上优化升级, 动力上转向创新驱动, 去产能、去杠杆、去污染。实现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全国人民中国梦最美好的夙愿, 将制度建设的优势充分发挥, 进而将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优势, 让人民群众敢于追求美好生活, 勇于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是国民经济平稳向好发展的重要保障。

 2 习近平经济思想对民生需求的总体观照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石是生产力理论, 他本人深刻考虑了总需求变化以及生产关系与分配关系。[12]对于社会发展而言, 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 生产技术足以满足人们大量制造出各种商品时, 总需求将成为推动总供给发生改变的重要因素。“百姓的需求来自多个方面, 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 经济社会建设必须抓牢”。[13]习近平总书记在“7·26”重要讲话中反复强调创造人民美好生活,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必须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重点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工作, 将经济发展紧扣民生需求, 解决好民生需求中事关社会风险的民众政治诉求;建立健全安全有效的脱贫长效机制;保护生态环境, 推进绿色发展, 实现工作的常态化、制度化开展, 深刻反映了总书记经济思想中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2.1 “两步走”战略是对民生需求节点的客观评析

立足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 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2020目标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景。“两步走”的战略是与“三步走”战略的联系和发展, 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用战略思维、进行战略谋划的高超智慧和卓越能力”。[14]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内人均国民总收入 (GNI) 逐年递增, 2012—2014年三年间, 我国人均 GNI的年均增速达7.3%, 远高过世界平均增长水平及高收入国家增长水平。2014年我国人文发展指数 (HDI) 为0.727, 大于全球均值 (0.711) 与中等国家均值 (0.630) 。[15]2017年,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5974元, 同比增幅达9.0%。[16]当前, 国内仍有3000多万贫困人口, 矛盾主要集中在供给侧, 以宏观经济的视角提倡发展模式由高速度转为高质量, 是民生发展现实倒逼改革思路转变的客观规律。当前, 人民群众对民生问题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渐完善, 促使个体向着更美好的生活迈进, “两步走”战略以理论紧扣实际的方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制定了合理的时间与路径, 成为民生需求改革的科学方略。

2.2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对民生需求动态变化的科学论断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扬弃了西方古典经济学派、凯恩斯学派以及庸俗经济学派等学派的理论, 在实践中构建成更加完善的经济发展范式。“五大发展理念”是在“深刻总结并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基础上构成的, 集中反映了当前与今后一段时期, 国内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17]这充分体现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与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宗旨。在该理念下逐渐形成的“五位一体”战略布局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中继承与创新相统一的科学观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目标对应的正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及生态建设”。[18]在生产过程中不断提升高效、优质的供给, 方能实现人民群众不断增长与升级的物质、文化和生态需要。列宁同志曾评论:“具体的政治任务要在具体的环境中提出, 一切都是流动的、变化的”。[19]国内的经济建设已不再是局限于经济增长视阈下的问题, 更是一种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需求,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的经济建设新境界。

2.3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对民生需求的全面协调

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契合国内当前主要矛盾转化的现实, 符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经济建设环节总体方向, “适应当前发展所面临的动力转换、方式转变、结构调整等现实”。[20]其致力于通过全面协调, 实现增长、平等与稳定三个综合目标间的平衡, 对实现人民群众需求从体制上改革向体系上改革的转变实际, 具有深远的意义。“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21]国内经济转速, 经济结构升级,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逐步健全, 客观反映了国内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间的矛盾。总之, 现代化经济体系深度体现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新型关系下, 经济增长目标被更多留给了市场, 平等与稳定则交给了给政府, 其所包含的六大任务可浓缩为两个核心支柱:轻资产与平台整合, 前者在于清除阻碍交易顺畅性的摩擦因素, 使供应端协调好经济事务;后者在于重塑产业优势,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22]

3 习近平经济思想对民生需求关怀的启示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的继承与发展, 在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民生智慧结晶基础上, 持续思索而得出的重要理论成果。习近平经济思想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重视规律性探索,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行动指南, 主动回应民生诉求, 为民生发展贡献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3.1 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时代民生领域的指南

劳动价值理论诠释了人民群众是社会财富创造者, 应该成为财富的拥有者, 成为社会生产服务对象的现实。立足于新时代伟大起点,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现实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 是人民日益增长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最大掣肘, “习近平政治经济学”表达了新时代经济思想的民生情怀, 更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提炼与升华, 其经济思想中的民生理论拥有丰富哲学性, 具体表现在三方面:第一, 以联系的普遍性观点对待经济与民生关系, 将民生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落脚点;第二, 用矛盾的特殊性观点研读民生问题的动态变化, 解答民生需求发展的新阶段特点;第三, 将认识、理论对实践能动的反作用应用于群众路线, 实现人民参政议政与发展成果的共享。

总书记在面对脱贫攻坚、社会保障、教育公平等一系列民生问题时强调:“检验一切工作的成效, 最后都要看人民是否真的得到了实惠, 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真的得到了改善”。[23]将人民获得感作为检验民生改善的标尺, 习近平经济思想有着充分的民生情结, 对新时代民生领域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3.2 构建了翔实具体的“大民生观”

“大民生观”是指将全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党的中心思想, 用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指导民生工作。针对经济下行压力增加, 社会矛盾增多的实际, 习总书记心系人民利益的保障, 紧抓民生改善, 严保民生支出, 从老百姓最急迫的需要入手, 关切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脱贫等问题, 在民生矛盾的主要方面发力。“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24]的奋斗目标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

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大民生观”一方面充分凸显了“人民主体论”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主线;另一方面通过对当前与未来一段时期民生工作的准确定位, 将全体民众凝聚到追求美好生活的总目标之中。在将民生工作融入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习近平乐于做“人民的勤务员”。20世纪90年代, 习近平时任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时通过实际走访调研, 将收集总结的资料汇编成《摆脱贫困》, 书中详述了“四下基层”工作方法, 点明“经济是基础是中心”的核心理念。在将民生需求凝聚到美好生活追求的过程中, 习近平甘于做“人民的知心人”。2013年“两会”期间, 习近平在黑龙江代表团审议时, 仔细聆听当地赫哲族代表的发言, 关切乌苏里江群众生活冷暖, 同时强调: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务必发挥好制度优势, 人少的地区和民族也都要奔小康, 一个也不能少。[25]“大民生观”为广大人民群众织起了覆盖面广、帮扶性强的“民生大棚”, “将宏观改革导向具体化为可操作的现实政策举措, 使‘增进人民福祉,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伟大目标具备了实现的现实基础与载体”。[26]

3.3 为民生的改善谋划了全新蓝图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27]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 是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 适应新常态实际, 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 让人民群众不断体验到获得感的民生立场。总书记通过进一步发挥创新是第一动力的作用, 鼓励创业、扩大就业、将产业带动与政策激励相结合的方式培养消费预期、扩大内需, 保障与改善民生工作更为扎实有效的向前推进。

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民生蕴含淹贯精微。广义上看, 每项经济政策都体现了民意为重、发展为民的民生旨归;狭义上看, 其涵盖了民生领域的方方面面, 从不同地域、收入、职业群体的民生需求实际出发, 将民生理念的改善紧密结合实际;透过不同性别、年龄、民族群体对民生诉求的现象区别, 归纳出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的本质;以全面小康、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性民生量变成果, 提炼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阶段性的民生成就, 为民生改善谋划了切实而稳健、科学而宏大的蓝图。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 [M].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7:252.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74.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6卷下)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116.
[4]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 [M].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7:40.
[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602.
[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4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三条重要经验探微

摘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科学总结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坚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坚持领袖、理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合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时代发展同进步等,是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经验。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 重要经验; 研究对象; 理论创新主体; 与时俱进;

政治经济学论文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科学总结70年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囿于篇幅,本文拟对其中的三条重要经验作些探讨。

  一、坚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

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核心要素,亦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倾向从生产力视角研究生产关系,并对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及其基本原理进行了精要阐明,这些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破除了对苏联政治经济学范式的绝对迷信,继而开启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初步探索。基于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认真总结,毛泽东指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互相联结、有机统一的辩证关系,强调对生产关系的研究要从生产力与上层建筑的角度加以剖析,不仅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界与研究范围,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提供了基础性思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准确研判和科学把握国情、世情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进行了突破性的发展。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是有生产力规定和历史条件作为支撑的,而现实中的中国并不具备这两个前提,因此,提出要从社会主义本质规定的层面上来审视生产力。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造性地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其中生产力标准居于首位,发挥着基础性的决定作用,这无疑彰显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生产力的核心地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原则和标准在新的时空境遇下的丰富和发展。

世纪之交,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我国经济建设发展呈现的总体性与阶段性特征,正视我国生产力欠发达的客观事实,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方面,他精辟指出科学技术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1](P67)。这一创见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的基本原理作了进一步的细化、精炼与提纯。另一方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首先强调的就是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一论述着眼于生产力的动态变化,深刻揭示了生产力发展的渐进式过程。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强调要在更大程度上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作用。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表现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始终围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关系,旨在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和最终过渡到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使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各种经济关系愈发复杂多变,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完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现实问题为导向,注重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经济社会历史性变革的伟大实践相嵌合,深度提炼和归纳一系列的宝贵经验与规律性成果,进而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一思想精髓不仅丰富和拓宽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阈,而且为引领“强起来”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提供了正确指南。一是习近平明确指出,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仍然是当前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2](P121)。二是首次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3](P4)的重大论断,并将“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4]作为根本出发点和战略目标。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提升至一个更高的水平,即生产力的内涵拓展为三个层次: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此外,习近平还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坚持的重大原则,其中,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原则占据首要地位,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观念。

纵观历史长河,中国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学理依循,致力于建立起植根于我国现代化进程的现实土壤,具有系统性、整体性且蕴含中国特色的生产力理论体系。因此,坚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是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经济发展规律解释力的必然要求。

 二、坚持领袖、理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合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实践,开创了党的领袖、理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共同推进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良好局面。

改革开放之前,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论述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农轻重协调发展等一系列经济思想,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先河。其后,毛泽东号召全党干部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并进行了一系列深邃的谈话和批注,包括社会主义可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建设要波浪式发展、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等,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不懈探索。邓小平开创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社会主义本质论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问世具有破题之功。江泽民进一步创新了社会主义劳动与劳动价值理论,描绘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胡锦涛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的战略思想,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阈。与此同时,理论工作者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研讨,形成了不少有新意、有分量、有价值的理论成果。另外,通过理论界和教育界的共同努力,涌现出了一批各具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该时期,人民群众所开展的诸多具有开创性的实践活动,为领袖与学者的理论创新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积累。如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大包干”的实践、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等都是在顶层设计和基层互动中不断形成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以敏锐的洞察力与海纳百川的胸襟气度,提出了经济发展新常态以及“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科学论断,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他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并指出完善这一理论体系必须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指明了前进方向。理论工作者也纷纷献言献策,对“新发展理念”的实质及其内在逻辑、如何构建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等问题,都做了不同角度和层面的深度解读,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和素材支撑。如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路径,洪银兴提出,不仅应全面落实“三去一降一补”重点任务,还应注重体制机制完善。[5]同时,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身于新时代经济建设当中,如在推进精准扶贫的过程中,人民群众就人情扶贫、关系扶贫等不公正现象提出合理建议,促使党中央不断健全精准扶贫工作机制,最终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精准扶贫理论。

可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既不是领袖个人的思想,也不是理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合起来的思想,而是三者良性互动的结果。其中,领袖是主要创立者,善于总结各方经验并上升至国家理论层面,从而指导实践;广大理论工作者是主要力量,善于以独特的视角思考、透彻研析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大问题,发挥着思想库和智囊团的积极作用;广大人民群众是实践主体,在实践中积累的丰硕经验是党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重要源泉,三者统一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发展进程,缺一不可。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时代发展同进步

回溯历史,我国始终秉承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着力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时代发展同进步。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环境,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围绕这一目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以苏联模式及其经济思想为借鉴,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经济思想,例如,提出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等观点,逐步形成了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这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必须承认,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间较短,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不足发生过一些曲折和错误,但这些为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破题之策提供了重要线索。上述经济学理论创新成果,构成了毛泽东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历史上的“第一次飞跃”。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相继提出了一系列体现时代特征的新思想、新理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过程中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其中,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都极富时代精神。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探索和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问题的过程中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中,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思想、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思想等,彰显了时代精神与时代价值。党的十六大以后,在不断探索和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的过程中创立了科学发展观。其中,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等提炼了新的思路。上述经济学理论创新成果,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历史上的“第二次飞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中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中,结合实践和时代提出的新课题,以当前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导向,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比如,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等等。这些思想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创新性继承与突破性发展。

综上,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新中国、新时期和新时代三个发展阶段,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准确把握时代的性质和演变趋势的前提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在理论与实践的相互激荡和促进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经济成就,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一次又一次的历史性飞跃。

参考文献
[1]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4.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4] 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N].人民日报, 2014-07-30 (1) .

产业园区转型升级对区域经济的带动力

摘要:产业园区是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 是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 目前我国产业园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日益突出, 迫切需要升级。随着市场体系的日趋成熟、资本市场的逐步完善以及国有资产监管模式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变, 实现价值最大化是我国产业园区升级的客观要求。用园区企业价值总额和园区运营主体价值来衡量和考核产业园区发展水平, 突破以GDP为核心的传统指标体系, 对于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关键词:产业园区; 园区开发; 产业升级; 企业价值;
  1 我国产业园区迫切需要升级
  产业园区是指为促进产业发展而创立的特殊区位环境,是区域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空间聚集形式,肩负着聚集创新资源、培育新兴产业、推动城市化建设等重要使命。产业园区是一个历史范畴。目前,根据世界商品经济、贸易和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产业园区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有效载体。产业园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世纪,当时腓尼基人指定南部海港和北非殖民地迦太基为特殊的商业和贸易区,并为外国商船提供通道。1574年意大利在热那亚湾雷格亨港口建立的自由港,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经济园区”.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的工业园区蓬勃发展,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
  我国自1979年设立蛇口出口工业区开始,产业园区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中一道亮丽的风景。产业园区形式多样,包括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特色工业园区、产业集群、农业科技示范园区、科技园区、科技城、创业园区、现代物流园区等,经济特区、保税区、免税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截止2018年底,我国仅省级及国家级开发区已达2675家,其中国家级开发区219家,国家级高新区168家,国家级自贸区12家,省级开发区2053家。以国家级经开区为例:2018年全国219家国家级经开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0.2万亿元,同比增长13.9%,占全国的11.3%;实现财政收入1.9万亿元,同比增长7.7%,占全国的10.6%;实际使用外资和外商投资企业再投资金额占全国的20.4%;实现进出口总额6.2万亿元,同比增长10.8%,占全国的20.3%;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达到12531亿元,同比增长12.8%,占全国的25.4%;高新技术产品进口额达到9001亿元,同比增长21.2%;占全国的20.3%.可见,产业园区是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工业园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日益突出,它已不能满足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的时代要求,必须要亟需升级。其中,不平衡问题主要表现在: (1) 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不平衡,由于认识和实践的偏差,产业园区发展初期主要强调制造企业的集中,服务业则天然缺乏,随着产业园区规模扩大,服务不足问题日趋严重; (2) 产业与城市发展不平衡,很多产业园区脱离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要素禀赋,一哄而上跟风热点,因为得不到城市资源的相关支持,很大一部分工业园区的开发与城市的配套设施功能不匹配,成为孤岛,与居民区在空间上处于分离状态; (3) 政府引导与园区自组织发展不平衡,我国产业园区发展主要由政府主导,这导致园区管委会在社会建设方面职能有限,行业协会功能不能有效发挥,龙头企业难以充分发挥对区内配套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 (4) 经济与环境发展不平衡,为留住企业和拥有漂亮的GDP数字,一些园区放宽企业入园标准,忽视进驻企业的排污治污,严重损害当地生态环境。
  产业园区发展不充分问题主要表现在: (1) 空间利用不充分,许多园区土地利用过于粗放,甚至圈地发展房地产,造成土地空间的严重浪费; (2) 集聚效应发挥不充分,多数产业园区在建设过程中过度追求大而全和短期效益,在追求企业数量集聚的过程中,缺乏整体规划和明确的产业定位,没有重视产业链、创新链和价值链之间的联系。与产业集群要求相去甚远; (3) 创新系统发展不充分,目前许多产业园区还停留在投资拉动经济发展的阶段,企业创新意识不强,与科研机构、高校合作不紧密,创业创新氛围不强; (4) 区域品牌建设不充分,产业园区对于区域品牌的形成机理和内涵认识模糊,产业园区同质化严重,造成“千园一面”和重复建设,即使盲目打造的区域品牌也多数沦为形象工程。
  从园区开发运营主体的盈利渠道看,目前我国绝大多数产业园区的收入仍然主要依靠地产增值。地产增值是指依附在土地溢价基础上的一种盈利模式,即通过建设工业厂房、物流仓库、办公楼宇、商业配套设施并以出租出售方式供企业使用,同时提供物业服务。这与传统的商业地产模式区别不大。随着近十几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热起,土地增值的盈利能力远超很多行业的盈利水平。在这种模式下,园区运营主体更像一个有规划的地产开发商,获利能力非常的强大,财力积累雄厚,但此运营模式导致的问题很多,其前景堪忧。目前在A股中,有15家园区开发企业1,全部被划归为房地产板块,这是土地盈利模式的直接反映。以上海临港(600848)为例,2018年营业收入有94.1%来自房地产行业,仅有5.9%来自其他行业。这种以土地增值为主导的盈利模式,既是我国产业园区粗放型发展的结果,也是造成园区产业创新乏力、产业园区升级缓慢的原因。
  为着力构建产业园区发展新体制,2016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进国民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和促进改革开放新高地的意见》,对国民经济技术开发区提出了提高开放经济质量、加大开放力度等五项建议。改革自治,建立现代工业体系,完善国内外政策。合作平台的作用,强化要素保障,资源集约利用。为顺应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要求,《意见》明确指出:支持区内企业开展上市、业务重组等;支持建设主体进行资产重组,调整和优化股权结构,引进私人资本和外国投资者;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国家级经济发展和建设主体申请首次公开发行和上市。《意见》为打造产业园区体制机制新优势、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支撑功能、促进产业升级和拓展园区发展新空间提供了创新思路和制度框架。
  2 园区升级的核心是提升企业价值
  从经济学角度看,产业园区产生、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动因是空间集聚所带来的正外部性。马歇尔(1890)认为集聚带来的专业化投入和服务、专业技术人员集中市场和企业技术溢出是空间集聚的主要原因。洛施(Losch A., 1940)认为外部经济、公共基础设施、基础工业向辅助工业提供生存前提和偶然性都是产生集聚的原因。熊彼特(1934)他认为创新不是均匀分布而是趋于群集。缪尔达尔(Myrdal G., 1957)认为产业聚集的原因是累积循环因果效应。钱学锋和梁琦(2007)认为集聚是社会分工的空间组织形式。没有分工,就没有集聚。集聚的形成促进了分工利益的实现。胡安·阿尔卡塞尔等(Juan Alcacer, 2014)认为集聚经济使新公司能够享受要素池的好处。波特(1990)认为,由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与支持产业、企业战略/结构和同业竞争四大关键要素为基础变量、以机会和政府两个辅助变量构成的“钻石模型”,可以解释解释产业集群。
  从产业实践角度看,产业园区是主动利用产业集聚规律以促进产业发展的政策工具。产业园区对产业发展所带来的正外部性是通过园区企业追求价值最大化的经营活动来实现的,这种正外部性则根源于劳动分工体系的动态发展过程。亚当·斯密(1776)论证劳动分工可以显着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加速国民财富积累,首次提出劳动分工理论。而现实中的劳动分工水平受交易费用制约,当劳动分工的边际收益等于市场交易的边际成本时,分工就不再深化。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产业园区通过要素集聚和产业集聚可以加强企业间的协作、降低交易费用、促进劳动分工深化、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和产业升级。现实中的劳动分工体系及其演化过程异常复杂,而作为劳动分工结果的生产要素则相对容易辨识、总结和论证,因此在生产要素领域产生大量研究成果。卢卡斯(Lucas R.E., 1989)指出人力资本具有正外部性。内生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引擎。知识和智力将是人类未来发展将更多依赖的财富。在劳动分工日益深化的趋势下,波特(Porter M., 1990)认为不同生产要素对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性截然不同(初级生产要素已不再重要,高级生产要素的重要性不容置疑,专业生产要素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更具决定性和持久性),生产要素的创造机制远比拥有生产要素的程度重要,产业竞争力卓越的国家经常也是创造生产要素或提高必要生产要素的高手,政府在投资生产要素时应偏重初级和一般性项目,企业或个人更擅长高级和专业性生产要素的创造。从要素演替角度看,周元和王维才(2003)认为开发区必须经历四个发展阶段:要素驱动、产业主导、创新突破、财富集聚,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在一定阶段也可能衰退。李耀尧(2011)以开发优势是开发区的主要特征,可分为四个阶段:比较优势集聚、竞争优势集聚、创新优势集聚和财富优势集聚,对应的目标分别是成本最小化、市场占有扩大化、规模报酬最大化和科学发展内生化,我们还认为,中国大部分开发区都处于第一和第二阶段,少数开发区处于第三阶段或转型为第四阶段。
  从绩效衡量角度看,产业园区刻意追求正外部性意味着对完全竞争市场的否定和突破,意味着市场价格信号存在一定程度的失灵,从而使得产业园区以及园区企业绩效评估变得复杂模糊,而不准确的绩效评估难免会造成政策制定、执行及评价的困难和低效。更严重的是,我国在评估和考核产业园区及园区企业时长期使用以地区生产总值(GDP)为核心的指标体系,如产值、增加值、投资额、税收、进出口额等。这些传统指标无法契合园区运营和企业经营活动的本质追求,再叠加上不完全竞争市场,势必给产业园区政策制定、执行和评估等各项工作带来一系列挑战,严重时甚至会陷入盲人瞎马的困境。其实,传统考核指标体系是在我国改革开放早期根据当时的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和对经济规律的认识而制定的,当时的情况是:市场体系处于培育和发展初期、资本市场发育很不成熟、对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探讨尚处于起步阶段,当时园区管理工作存在着浓郁的计划经济的思维倾向。经过40年改革开放,目前我国的市场体系已发育得比较成熟,政府已充分认识到并且重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特别是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在加速发展和完善。新时期,国有资产监管模式已转向“以管资本为主”,“房住不炒”调控政策使得房地产步入理性发展轨道,我国产业园区升级的方向是向财富集聚阶段迈进,应该充分认识并强调产业园区的财富创造职能,建立以园区企业价值、园区上市公司市值、园区运营主体价值等以价值为基础的评价考核指标体系。价值的本质就是未来预期收入的折现值总和,以价值为基础的指标体系不仅在时间维度上对经济主体的未来有充分的考虑,而且在空间维度上也综合考虑到正外部性,更有现实意义的是,以价值为基础的指标体系与企业经营和园区运营的动机高度契合。
  
  3 产业园区运营向产业增值模式转变
  以价值为基础的考核体系能够推进产业园区运营模式由传统的地产增值模式向产业增值模式转变。在产业增值模式下,园区运营主要包括:产业投资、中介服务、平台服务、公共服务。产业投资是指园区建立或控股专业性的产业投资机构,如天使基金、创投资本(VC)、私募股权基金(PE)等,对产业园区内各发展阶段的有潜力的企业开展多种形式的股权投资,促进企业成长并获取长期收益。中介服务是指整合产业资源、引进各类中介服务机构,向入园企业提供工商注册、法律咨询、人才外包、资源认证、技术中介、管理咨询、知识产权服务、融资服务、网络通信服务等全套产业服务,并向服务提供商收取适当佣金。平台服务是指组建专业咨询部门或专业化公司,自主建立公共服务平台,为园区企业提供定制化的技术服务、市场营销服务、金融信贷服务、管理咨询服务等,直接获取服务收益。公共服务是指响应并承接政府委托的各类政策性服务项目,并以政府补贴和税收奖励等形式获得收益。产业增资模式的核心是产业投资,它直接把产业园区运营收益与园区企业价值联系起来,有利于将产业园区的正外部性进行内部化和资本化,从而激励园区运营主体充分利用和强化园区运营的正外部效应和积累循环因果效应。我国经济正在向高质量发展拾阶而上的新阶段,实现产业园区运营方式由土地增值向产业增值转变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有利于优化供给体系、需求体系和金融体系及三者之间的相互支撑作用。
  自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制定和推出一系列旨在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方针政策,使得创新已提升至国家发展的核心,加之目前科技创新板已正式开板,从而为产业园区运营模式升级提供制度保障、市场基础和操作工具。以产业投资为例,产业园区通过自己控制的各类股权投资机构,向有潜力的入园企业提供资本、服务和技术,最后通过被投资企业价值增值获取遇股权投资相称的投资收益。借助这种盈利模式,可以帮助园区实现正外部性的内部化,可以激励园区运营商提升各类园区服务以便给入园企业创造更多“正外部性”,同时园区运营主体更加注重以企业价值为核心实现园区企业的优胜劣汰,从而推动园区产业转型升级。这种以股权投资为有效连接手段、以园区企业价值增值为目标、以提高园区服务水平为主要内容的园区运营模式,天然具有强烈的自我积累和循环因果效应,从而实现新时期我国产业园区的企业增值、产业增值和园区升级。目前我国日益发展和完善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则为园区企业和园区运营企业实现价值增值带来甚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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