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风险的成因分析与控制

摘要: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经营的横向与纵向延伸,造就了一个机遇与风险并存的世界。而经济生活的复杂性与多变性无疑增加了社会审计的难度,由此导致了审计风险的产生。审计实践中,从国外的“安然”事件到我国深圳的“银广夏”事件,审计风险的大量增加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作为审计风险管理的第一线,会计师事务所的风险控制能力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个行业的生存与发展。我国的注册会计师行业尚未成熟,尤其是审计业务更是处于起步阶段,风险承担能力较弱,而风险一旦造成或变成损失,其后果往往是致命的。因此,审计风险问题的研究至关重要。本文在明确相关定义后,根据审计风险的数学模型,从重大错报风险与检查风险入手探讨审计风险形成的原因,并对控制方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从而为会计师事务所尽早发现审计风险,积极防范和化解风险,提高审计效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会计人员;审计;审计风险;风险控制

  1绪论

  1.1论文研究的背景

  会计师事务所作为超然独立的,表现为独立于被审计单位和报表使用者的第三方,在实践中以公正、客观的形象出现在社会公众面前,为其提供可信的财务报表,并对报表的公允及合法性提出审计意见,同时开具审计报告。伴随日益发展的社会经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调整市场内部资本资源配置和保证经济稳定发展等的作用也日益明显,因此社会公众及财务报表使用者越来越依赖和寄希望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他们提高了对事务所的要求,例如严格按照审计准则出具审计报告,并指出被审计单位或报告中的所有舞弊现象,从而报表使用者和会计师事务所之间在审计的作用和责任认知方面便产生了所谓的“期望差距”;加之近30年来世界经济急剧变化、信息科技水平不断提高、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交易体制日新月异,各企业所面临的竞争更加激烈,所处的经营环境越来越复杂多变,其经营风险甚至能加速转化为企业财务报表重大错报,由此进一步提高了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风险。
  自90年代起,接连发生了北京沈太福长城公司非法集资案、深圳原野公司股东权益侵吞事件和海南中水集团巨额金融诈骗案;渤海集团、东方锅炉、国嘉实业、琼民源等上市公司造假,纷纷导致刑事及民事责任致使为企业出具验资和审计报告的事务所被撤销。进入21世纪,上市公司造假案集中爆发,国内的“银广夏”令人震惊,为其提供审计服务的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彻底瓦解,甚至一度影响了我国会计师事务所行业,造成信用危机。国外以美国最大的能源公司安然公司为例,审计造假直接导致其申请破产保护,安达信退出世界“五大”之列。根据中注协的不完全统计,光2001至2010的10年中,至少有100家会计师事务所被责令限期整改,600名注册会计师接受强制培训通报批评的处理,114例上市公司高管层被证监会开出标有“证监罚字”的处罚文件;而仅在2011年,235名注册会计师和87家会计师事务所被各地方注协进行行业惩戒。
  为了改善这个局面,恢复社会公众对会计师事务所的信心,美国颁布了《萨班斯法案》,提出有关审计独立性的若干措施,中国相继颁布《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准则第5101号-业务质量控制》、《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要求会计师事务所提高对审计风险的重视程度,积极主动对审计风险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研究,从而对审计风险进行有效识别和控制,实现整个会计师行业的健康成长。

  1.2论文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当今全球化市场经济在高速发展中,意味着会计师事务所将面对的审计风险日益增加。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会计师事务所行业处于发展初期阶段,存在着事务所规模小、人员储备低,审计人员整体素质低、审计资源稀缺的问题,自然风险承受能力低。在审计风险研究方面,存在许多问题需要探讨,譬如相关风险概念模糊、审计质量评估涉及少等。鉴于此,本人应用“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风险的成因分析与控制”为论题,提出自己观点,缓解会计师事务所高审计风险之类的问题。
  通过直接、间接投资,社会公众与企业产生了经济利益关系,使得对注册会计师的期望值不断增加,一方面层出不穷的财务丑闻又把会计师推到风口浪尖。如何改进和社会公众的关系、树立会计师公平客观的职业形象成为了整个行业值得商榷的问题。而注册会计师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博取公众信赖的首要前提是注重提高审计质量并降低审计风险。完善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结构、健全质量控制体系、培养高素质审计人才是控制风险的基本保证,是事务所执业质量控制体系中最关键的环节。因此,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发展的重点是加强审计风险的管理并予以防范,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风险的防范研究在现阶段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深刻意义。

  1.3论文的研究思路与基本框架

  根据现代风险导向的审计风险模型,分别从重大错报风险和检查风险详细阐述了审计风险的形成原因,并由判断分析相对应得出切实可行的防范控制措施,通过最新的案例分析,将理论付诸实践,对网上炒得沸沸扬扬的审计丑闻深度剖析,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希望可以在日后会计师事务所遭遇类似审计案例时,作为一份参考。
  具体结构安排如下:
  第1章绪论交待了时代背景,论说了研究审计风险的必须性。
  第2章相关概念和理论从归纳相关定义和风险模型入手,得出审计风险在整个审计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结论。
  第3章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风险成因分析先列举了当代审计风险管理方面的问题,再从大环境、会计师事务所、被审计单位三方分析审计风险的形成主要原因。
  第4章典型案例分析对近期热门审计案件作出深度分析。
  第5章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风险的防范根据成因,对应得出防范方式,并提出风险融资这一新型风险控制措施。

  2相关概念和理论

  2.1审计风险的基本理论

  2.1.1审计风险的含义
  众所周知,民间审计以会计师事务所为审计主体,因此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风险又称民间审计风险。而严密意义上来区分,依据审计不同类型,审计风险分为民间审计风险、国家审计风险和内部审计风险,其中民间审计风险最受社会公众的关注,亦是本文的讨论重点。
  目前对于审计风险并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定义,原因是各国专家学者的研究角度存在差异。本人经过大量的论文浏览,选取了4个最具代表性的定义。
  国际审计与鉴证委员会对审计风险定义是指审计师对含有重要错误的财务报表表示不恰当审计意见的风险。
  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对审计风险定义是指审计师无意地对含有重要错误的财务报表没有发表适当修正的审计意见的风险。
  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协会(CICA)中,对审计风险定义是指审计程序未能察觉出重大错误的风险。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在2007最新公布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01号一财务报表审计的目标和一般原则》中,对审计风险定义是指财务报表存在错报而注册会计师发表不恰当审计意见的可能性。
  以上各定义均属于狭义审计风险,即审计人员认为己公允揭露而财务报表没有公允揭露的风险(误受险)和审计人员认为没有公允揭露而财务报表己公允揭露的风险(误拒险),其中又以误受险为主,直接关系到审计的质量和效果,也属于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揭示的大量审计失败案件的类型。误拒险会增加审计的样本数量和时间,关系到审计效率。
  在现实的审计实践中,审计主体面临着即使无过错,仍存在被告上法庭的可能性,即诉讼风险,因此狭义审计风险与诉讼风险可以合称为广义审计风险。其中诉讼风险常常是由于企业经营失败导致。受到损失的投资者会期望从审计方面得到赔偿,因为他们本身对审计人员要求过高或抱有过高期望,受到损失后他们会指责是审计失误,不管在审计过程中审计人员是否遵循公认准则。
  本文将谈论广义的审计风险。在实际工作中,会计师事务所也应该尽可能考虑各种类型的审计风险。
  2.1.2审计风险的特征
  审计风险的内涵和外延伴随社会经济的进步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第一,客观性(也称普遍性)
  现代审计技术普遍采用抽样审计,通过样本量特征推测总体特征,这无疑会导致误差。加之风险成分可能存在于审计活动的每一个细节中,有怎样的审计活动就可能存在对应的审计风险。因此,审计风险的存在是客观事实,不会因人的意志而转移消失,我们只能尽力将其控制在有限范围的最低水平,无法完全排除。
  第二,潜在性
  执业人员在审计结论偏离客观事实后,造成后果不追查审计责任;或社会公众无条件接受审计错误,会计师事务所无需承担责任。这样,审计风险仅仅处于潜在阶段。但审计风险依旧存在,追查行为后即转化为实际风险。
  第三,可控性
  随着制度基础审计向以风险导向为基础的审计的过渡,社会审计也随被动变为主动,表现为主动控制风险的产生。审计人员在执业时保持谨慎、运用专业判断制定合理的程序和方法,便可将审计风险降低到可以接受的程度。
  第四,严重性
  审计风险对会计师事务所来说,会降低信誉度,影响会计师的专业形象,面临被诉讼、被撤销的危机;对被审计单位来说,同样影响其公信度,上市公司还会导致股价的震荡;对社会公众来说,他们被错误的审计报告引导,做出不正确的投资决策,导致实际经济利益受损,是最直接的受害者。
  以上特征属于审计风险的一般特征,除此之外还有时效性,指具体业务的审计风险只存在于特定时间段内,超出则风险解除;复杂性,指影响审计风险的因素随环境变化、作假动机、手段高低等不同,来源也分为审计主体、客体及审计报告使用者等。

  2.2审计风险在审计理论体系中的地位

  一般来说,审计理论体系的内容由审计本质、审计目标、审计方法、审计准则、审计实务和审计假设6部分构成。审计本质是审计理论体系中最关键的概念,处于理论体系的核心地位,也成为了审计研究的起点。在当今大经济环境中,审计本质是把信息风险降低至公众可接受程度的活动,即分担风险的过程。现阶段审计目标则是查找重大舞弊和确定所有财务报表重大方面的公允性并重,而这个目标的实现必须通过审计准则反映。例如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增加了有关“审计风险”以及“与审计风险有密切关系”的重要性等准则,同样受到审计风险因素的影响。审计人员在选择审计方法时也会受到审计准则的制约,以风险评估为中心。
  审计过程的本质是审计人员采用各种审计方法取得审计证据,从而降低审计风险。一旦审计人员认为审计风险被控制在可接受水平,审计人员便能终止审核工作,出具审计意见。所以审计风险一旦被排除在外,整个审计流程都将毫无意义。

  2.3审计风险模型

  审计风险模型将审计风险量化为若干部分,并研究相互之间的关系对其进行有效管理,既是定性也是定量的一种分析工具。20世纪80年代后,伴随审计理论与实务的发展,审计模型也历经着一代又一代演变,由最初的传统审计风险模型:审计风险=固有风险x控制风险x检查风险,演变成当代公认的基于风险导向的审计风险模型:审计风险=重大错报风险x检查风险。其中还历经了基于管理理念、基于数据挖掘技术下的审计风险模型。
  虽然从形式上看现代模型有所简化,但在实质上进行了重大改进,审计风险的内涵和外延都有所深化,即重大错报风险被分为会计报表整体层次和认定层次。属于会计报表整体层次的风险与宏观经济环境、企业内部经营战略和管理层的内部控制都密切相关,认定层次风险源于账户余额、特定交易类别,还与企业的自我认知、技术水平有关。相比传统模型,现代模型强调对被审计单位性质、经营状况、会计政策应用、薪酬与绩效评估,特别是内部控制的全面了解,能更有效实施审计程序、评估审计风险,同时对审计人员执业水平的要求进一步提升。

  3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风险成因分析

  3.1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风险管理问题

  会计师事务所对审计风险进行有效管理是推动审计主体与审计事业共同健康发展的基础,在提高审计质量的同时,对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及国民经济稳定发展都有正面影响。然而在审计程序日益规范化、注册会计师考试制度日益完善化的今天,我国还要面临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在本土扩张争夺客户、会计师职业道德与独立性仍需时日提高、事务所管理能力薄弱等种种问题和压力。
  第一,由于政府积极提倡建立大型化与规模化会计师事务所,因此为了顺应政策,现阶段我国大部分会计师事务所是以有限责任的形式,这样不仅削弱了审计人员的个人责任,还降低了风险责任对事务所执业行为的约束程度。一方面我国的会计师事务所整体上规模不大而数量众多,市场竞争力较弱,审计风险识别与承受能力低,无法承接大型企业的审计业务。
  第二,会计师队伍缺乏良好的审计知识与综合素质,有些事务所为了降低时间与金钱成本,会招聘在校生充当审计助理,在缺乏相关系统培训和经验的情况下直接上岗,这是对被审计单位极其不负责任的表现。我们知道一个优秀的审计人才除了具备专业知识和素质外,还应该有管理、法律、数学等学科方面的知识。再者,许多会计师事务所本身还缺乏一套完善的评价与激励体系。
  第三,实行账项基础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重点关注检查风险,实行制度基础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重点关注控制风险,都缺乏对企业财务报表的固有风险的评估,或评估只流于形式,一些因经营失败、舞弊所造成的审计风险未及时揭露。审计的风险管理没有一套具体的可实行的方法,缺乏对审计风险的定量定性评估。

  3.2导致重大错报风险高的因素分析

  重大错报风险是指财务报表在审计前存在重大错报的可能性,主要与被审计单位的风险有关,独立于财务报表审计。
  第一,受会计环境影响,造假现象严重。
  由上图直观得出,在被抽查的1689家上市公司中,近5成存在不同程度的粉饰财务报表的嫌疑。且整体趋势是造假的程度和金额有增无减。显然这会直接导致会计信息失真,财务报表本身存在重大错报。为何会计造假之风愈演愈烈?对被审计单位而言,普遍存在投机心理,为了达到经营指标、上市等目的,企业经营管理者加以纵容缺乏诚信,选择铤而走险,粉饰伪造财务报表;对相关监察部门而言,其惩罚力度过低。例如2013年由四川证监局开出的,阳煤化工虚增42亿人民币的罚单,只警示了公司的相关高层,罚得太轻,公司违法成本低,权衡之下公司造假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此时无论会计师事务所根本未意识到,还是纵容企业的造假行为,都会产生审计风险。
  第二,审计对象、业务的复杂性和多样化,加大了审计难度。
  受到信息化与网络化的冲击,现下大量的网上公司、模拟公司兴起,拓展了被审计主体的范围,增加了诸如人力资源审计、企业并购审计、非财务报表信息审计等新兴审计内容。一方面企业业务多元化特征之一是带来了非常交易与涉外交易,其中非常交易包括土地、股权的转让,年末发生的非正常交易等,而涉外交易顾名思义牵涉到外国业务,由于其政治经济环境,财务规章制度与国内存在差异,会计师在国外查账的困难可想而知。另外著名的琼民源案件中牵涉到的5亿元利润及6亿元资本公积均是通过关联交易取得。关联交易下控股关系及股权结构复杂,违法经营的手段很难辨认,企业缺乏提高独立审计服务的自愿性需求,给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带来了困难,增加了审计风险。
  第三,审计收费不规范,会计师事务所恶性竞争现象严重。
  伴随着审计行业的日益发展,各中小会计师事务所在我国遍地开花,而其中不乏通过低价格的审计服务来招揽业务,审计收费的日趋下降导致审计服务水平降低,如此恶性循环。更有甚者,被审计单位要求在提供审计服务,出具审计意见之后再支付相关费用,可想而知,如果得不到企业满意的审计报告,审计费用则会被一再拖延,或一降再降,形成坏账。会计师事务所在受到客户的牵制后,只能在诚信与生存之间做出选择。另一方面,有的事务所为了获取高回报宁愿承担高的审计风险,例如中勤万信以每年140万元的费用承接了阳煤化工及其旗下相关子公司的审计业务,2012年,对于公司未转移相关产品即确认销售收入成本、财务报表虚报42亿元收入的行为,中勤万信却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以不规范的审计收费来换取表面华丽的审计报告,造成了审计风险的增加。
  第四,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缺乏有效性。
  内部控制是指企业为了实现经营目标,保证经营活动经济有效开展,保护资产安全完整,在企业内部采取的一系列自我调整约束、规划评价的手段的总称,其核心是权力配属下的相互牵制和监督。股东大会虽然拥有最高权力,但股东权力的高度集中可能会导致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被侵占,大股东处在内部控制制度之上,内部控制制度形同虚设,操纵利润变得易如反掌。譬如万福生科在2008至2011年4年间,在龚永福和杨荣华夫妇总计持有公司59.98%的股份实际控制下,年报累计虚增销售收入74000万元以及营业利润18000万元,可见万科生福在缺乏股权制衡的情况下,其内部控制的混乱。归根结底,内部控制需要人去执行,现企业的内部控制往往针对普通职员或基层管理员,对高管缺乏相应的监督和惩戒措施,导致高层管理者忽视内部控制的重要性或纵容员工的舞弊行为。因此,企业内部控制不力在增加重大错报风险的同时,提高了审计风险。

  3.3导致检查风险高的因素分析

  检查风险取决于审计程序设计的合理性和执行的有效性,是会计师唯一可控制的风险。
  第一,会计师事务所,未对被审计单位充分了解,承接了高风险的客户。
  选择客户是预防审计风险的起点,是非常重要的一步,高质量的企业能有效降低事务所审计风险的发生。现在一些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往往会被利益所迷惑驱使,选择客户时抱有侥幸心理,没有对被审计单位的持续经营能力、财务状况进行调查,没有筛选出有高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的客户,承接业务时态度散漫不谨慎。而这时一旦被审计单位出现财务危机,相关股东、债权人包括利益相关者和投资者很可能迁怒于会计师事务所,特别是会计师出具的是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甚至将事务所一方告上法庭,这样必然会造成事务所不必要的损失,从而增加审计风险。
  第二,审计人员缺乏良好的职业素养,综合能力不高。
  审计人员作为事务所的核心资源,直接参与到审计工作中,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现阶段会计师事务所的整体薪资低,其工作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人员流动性大且频繁,事务所难以留住人才、职员素质高低不同是影响审计质量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的审计人员只具备其专业领域的相关知识,不涉及其他领域,例如被审计单位属于网络信息公司,就需要审计人员掌握互联网相关知识;被审计单位属于珠宝公司,审计人员不能不具备有关珠宝鉴定等相关知识。会计师事务所往往出于成本考虑,不会特意聘请相应的专家,这时被审计单位很有可能见有机可趁,在一些财务数据的引用上蒙混过关,导致事务所检查风险的增加。
  其次,审计人员的风险意识与独立性单薄,在审计的过程中忽略了审计质量,一味追求速度,低估了审计风险对于事务所的伤害程度。其根源在于我国法律对于事务所的处治力度小,大多数的处罚也仅仅停留在罚款、停业的层面上,审计人员也只承担民事和行政责任,不同于国外的事务所还须承担刑事责任。另外,一旦审计人员与被审计单位存在利益关系,就很难以客观公正的立场处理问题。例如一些企业会要求审计人员提供税务管理咨询等非审计业务,不知不觉中参与了企业决策,审计企业演变成自我审计,独立性就很难保证。
  第三,不适当的审计程序助长了事务所的检查风险。
  审计证据是支撑审计意见的基础,是高质量审计报告的重要保证,而设计和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才能获得充足的审计证据。现代审计运用抽样审计的方法根本上已经存在了一定的审计风险,这就需要审计人员在审计的过程中尽量降低可能的其他风险,然而执行起来却是困难重重。譬如证监会2014年披露的,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在对莲花味精的审计中,未向当地政府确认补助的细节、在银行尚未收到相关回函的情况下确认会计信息等一系列不恰当的审计程序导致了审计失败,会计师轻信企业的相关结论未进行实地考察,咨询专家学者的意见,可见审计质量的劣性。无独有偶,在震惊中国的银广夏事件中,公司甚至以倒推的方式计算成本而会计师尚未察觉指正,审计程序的混乱也助长了公司的侥幸心理。因此,对存在疑问的审计证据没有保持严谨的态度是增加检查风险的因素之一。
  根据具体的案例,进一步分析在审计实践中,企业与会计师事务所在风险处理上存在的问题。

  4典型案例分析

  4.1獐子岛事件的背景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58年,是一家致力于海洋水产业并集水产加工、贸易、冷藏物流、客运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海洋食品企业,有黄海明珠、海上大寨、海底银行等荣誉称号。2006年9月在深圳交易所上市,A股代码002069,2008年荣登福布斯中国潜力企业,2年后被评为中国最受信赖的十大品牌。
  就是这样一家前景大好的上市公司在2014年发生了危机。10月30日,獐子岛对外宣称受北黄海异常冷水团影响,公司即将进入收获期的虾夷扇贝绝收。这意味着11年与12年的百亩养殖与上亿投资将毁于一旦,共计近8亿元存货损失,全年预计大幅亏损。獐子岛方面还解释称公司9月在抽测部分海域时已发现存在异常并向深交所申请停牌,邀请科学家和会计师进行现场调查。原本6月獐子岛实行非公开发行计划,定向增资13.7亿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的方案流产,A股持续停牌以及复牌后的可预期的5个以上跌停板给机构及普通投资者都带来了沉重打击。
  导致此次巨亏的原因真的如官方所谓的自然灾害吗?獐子岛内部财务和经营情况如何?负责獐子岛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又有什么样的责任呢?
  得知负责獐子岛审计业务的是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成立于1985年,国内最具规模的八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是财政部大型会计师事务所集团化发展试点事务所,国内首批获准从事H股上市审计资质,拥有高度专业化的团队,从业人员接近4000人,其中注册会计师超过四分之一。同样实力雄厚的大华却也在前几年的新大地事件中涉及在企业IPO审计鉴证中出具虚假的审计报告、核查意见,此次的獐子岛事件难道又是大华在重蹈覆辙?

  4.2獐子岛事件的原因探究

 
  2年账面成本予以核销并计入营业外支出。其中2011年度另计提283050000.00元存货跌价准备一并计入资产减值损失。
  从表格中,我们发现獐子岛对于调查的处理,2年的抽查样本面积分别只占报表披露面积的0.000816%和0.000822%,抽查数量也非常少,仅以如此小规模的抽查样本进行会计处理,并得出放弃采捕的决定是相当草率的,是对投资者和公司不负责任的做法。另外,从时间看,9月公司已发现异常并着手调查却10月底才正式对外宣称绝收,如果是獐子岛有意为之,那公司在信息披露上已涉嫌违规;若是无意而为,即长时间未能判断出巨额亏损的端倪,那公司的管理层便难辞其咎。
  獐子岛的问题还不止于此。
  首先,虾夷扇贝等海产品的大量死亡竟是在收获前突然发现的。早在2013年1月,海洋牧场智能化管理系统就在獐子岛的海域内全面实施,从育苗、养殖、海洋环境监测、生产环境甚至船舶航迹都有关键指标的记录和追踪。有这样一套全面的监察体系,此次遭遇黄海冷水团应不至于到临了才发现导致绝收。就在社会大众被转移注意力,时隔一年之际,网曝獐子岛2000农户实名举报绝收事件系提前采捕和播苗造假而非自然灾害。当地养殖户水产商当即表示未遭遇冷水团灾害,紧接着獐子岛集团采捕队一位大副称自己曾参与2014年提前采捕活动,采捕区域正是所谓冷水团受灾区,航海日志被公司强行收走,随后此说法得到了集团内部中层的证实:自2010年起,海产品存量已出现问题,加之过度捕捞、播苗造假,海域无法休养生息,断代减产势必会发生,公司无法自圆其说只得炮制冷水团事件来掩人耳目。这样一来,海产品的大量死亡被突然发现也说得通了。
  其次,獐子岛从业人员离职现象普遍,内部控制失效。自上市以来竟有20名高管纷纷申请辞职,典型的从2012年采购负责人吴厚记(董事长吴厚刚亲弟弟)到2015年底总裁助理战伟递交辞职报告,巨额年薪奖励不足以吸引优秀管理人员。反观獐子岛本岛的3个育苗厂已接近停摆,员工主动请辞集体降薪现象严重,员工遭遇变相裁员,7个亿的股份分红未如期分发,可见内部治理存在相当大的问题。公司一方面没有做好文化建设工作,员工缺乏良好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管理层缺乏榜样作用,导致贪污资源等违规操作频频发生。另一方面员工综合素质低,缺乏海产品养殖技能,职责分工模糊,各工艺、审批、检查流程不清晰,导致经营活动无法顺利进行。
  从前文表格中还能看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存在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28天的调查工作中,大华只实际参与了3天,但工作量却是獐子岛的近百倍,监盘效率之高却使社会公众更忧心忡忡。另外,几个监测点也并非由审计人员随机抽取,而是獐子岛自选,那么獐子岛对于检测结果已有足够的把握,审计人员没有提出异议,本生独立性存在问题,审计职能更是形同虚设。
  然而,像獐子岛类似的农林牧渔上市公司对监盘的专业要求极高,会计人员不可能自己出海实际打捞虾夷扇贝了解真实的存货情况,只能参考被审计单位的说法或相关报表,那数据便不可避免存在误差。大华在专项说明中还提到獐子岛对于核销和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会计处理符合规定,要知道类似的会计处理应是经会计师审计后得出,而大华认为这是公司管理层的责任,这也是工作不负责任的体现。
  “冷水团事件”一出,獐子岛在接受外界质疑的同时也把参与审计工作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推向风口浪尖,一方面由于刚过去不久的新大地审计案件也是由大华经手的,财务造假的阴霾还未过去,社会公众难免提出质疑;另一方面獐子岛事件发生后,大华的信息披露工作十分不到位,对于必要的审计程序、审计责任未进行公示,面对外界的指责也不予以回应,采取消极的态度,审计后的质量控制完成不到位,令事务所的形象受到打击。

  4.3相关改进措施

  獐子岛应在改善内部控制的基础上,健全风险评估和内部监督机制。有效的内部控制能促进企业实现稳健经营,降低经营风险,是现代企业的一种先进的管理手段。管理层首先应认识到内部控制的重要性,但针对獐子岛高管频繁离职这一点,公关部门、中层领导力要主动担负起责任,制定风险应急措施,尽快让投资者恢复信心,重塑公司良好形象,吸引更多优秀的管理人才。高管要以身作则,立志加强公司文化建设,定期培养员工海洋捕捞、养殖的专业知识;规范业务流程,对于业务人员违规操作一经发现予以严惩,同时建立职权分离制度,有利于加强企业控制活动,减少工作差错与违规舞弊行为。
  面对水产养殖行业所面临的各种不确定因素和生产经营风险,只建立内部控制风险评估机制远远不够,如遇到自然灾害等非常灾害时,还要能及时做出应急反应。海产品前期投资高、回收周期长的特点不适合短期借款这种筹资方法,而獐子岛却过分依赖短期债务,计提巨额存货跌价准备并盲目定增、扩张投资活动,因此改善融资结构、减少融资成本来降低财务风险刻不容缓。企业的内部审计在某种程度上比会计师事务所的外部审计更为重要,因为企业内审人员更熟悉内部经营情况、更了解企业内控的薄弱环节,审计更有针对性,如果企业在内审时已改正舞弊和差错,那事务所的外部审计风险将大大降低,因此将内部审计纳入内部监督中能加强内控环节的制约功能,避免内部监督流于形式。
  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水产养殖这类特殊类型行业的公司时,不要求每位会计人员必须具备养殖技能,更不要求下海实地捕捞,但是应当熟悉存货监盘流程,将这一环节的审计差错降到最低。
  考虑到该行业期末盘点的工作强度,监盘不可能在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日一天完成,建议提前10天左右开始。抽查范围由会计师随机选取,抽点比例不得低于1%,会计师根据各公司不同情况协商决定。盘点时应根据不同海产品养殖情况,采用全面盘点与抽样盘点结合的方式,用标准拖网实施捕捞,坐标位置计算捕捞面积,推算总量。监盘初步结束后,必须核实企业存货账面的永续记录和以历史成本计量的投入是否真实存在。具体来说从购买海产品的幼苗记录开始核实,包括幼苗的投放、巡岸人员工作情况、捕鱼情况、水面水质化验情况等,每一个环节不能疏漏并要求核对原始记录。会计人员在全部数据采集完毕核对无误后,采用回归分析法找出与账面历史成本最相关的要素,根据数理推理推导出期末理论账面成本,与公司实际账面成本比较,存在较大误差时要与被审计单位及时沟通,协商处理,切不可允许其擅自核销账目影响审计意见准确性。
  而面对外界的质疑,大华更应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包括会计师的专业胜任能力、诚信水平;事务所的职业能力和质量、近3年的奖惩信息、综合评价信息以及行业专业贡献等,必要时公布审计程序,给予社会公众一个公开透明的信息交流平台,重塑良好形象。事务所内部要善于总结审计工作,如獐子岛事件后应核实审计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和漏洞,有差错的环节和人员要给予纠正,避免类似情况的发生。将被审计单位按行业分类,不同类型的企业采取相应的审计流程,确保审计风险降到最低。最后做好审计信息的归档、整理工作,保留工作底稿及审计报告至少10年,对于审计期满的业务档案经管理总部批准核实后方可予以销毁。

  4.4给投资者的建议

  “冷水团事件”让獐子岛股价一路暴跌,从信息披露前16元跌破现今10元整数关口,令广大投资者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再回顾2014年獐子岛停牌前,股价连续3个交易日的大幅下跌却成就了成交量的骤增,精准地把握了獐子岛即将面临巨亏,趁机抛出股票的时机,试问若非掌控内幕信息的机构投资者谁人能做到呢?违背《证券法》信息披露必须真实、准确,不得从事内幕交易的基本要求,等待他们的也必是证券监管部门和公安部门的严惩。而中小投资者属于弱势群体,掌握相关信息的渠道方式有限,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投资时要更加慎重。特别是这类农业养殖类公司,由于经营项目的特殊性,时常面临疫情、天气突变等自然灾害的风险,股价波动频繁且幅度大,是流通市场常被炒作的股票,投资者往往会忽略其不可控风险,盲目跟进,造成财产的损失。因此,投资者的投资行为需要理性,机构事务所也有责任及时披露相关信息,保护投资者权益不受侵害。
  本文总结了相应的防范措施来针对各种复杂的审计风险。

  5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风险的防范

  5.1从重大错报风险方面防范审计风险

  第一,创造良好的会计环境,恢复社会公众对审计行业的信心。
  良好的会计环境需要相关监管部门、法律法规以及各企业共同创造。当前经济形势下,审计行为光靠自我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是远远不够的,建立一个同时独立于各企业事务所和政府部门的外部监管机构迫在眉睫。机构可以由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成员与非盈利民间机构成员共同组成,一方面对机构本身实行监督,还可以给予专业技术指导,对企业与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活动进行严格审查,促使事务所提高审计质量。法律上以《宪法》为核心,在独立审计准则等相关法规中加入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的思想,另一方面加大对会计造假行为的处罚力度,一旦发生会计造假无论金额大小一律严惩不贷。从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入手加强法制教育,提高职员的风险与法律意识。而抑制各企业会计造假无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企业本身需要了解并宣传造假的危害性,国家在政策上不让害群之马有机可趁,审计人员更要具有火眼金睛,约束企业的造假行为。在审计案件频频发生的现阶段,社会公众对行业信心的恢复有待时日,然而社会公众也不能对审计意见过度依赖,理性对待投资,相关职业部门有义务科普审计固有风险,避免造成损失。
  第二,健全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加强内部审计重视度。
  首先要做到优化内部控制的环境,营造和谐的公司氛围。董事会在内控体系中要发挥职能作用,避免股东因独大而随意篡改会计信息;建立独立董事、监事制度,各部门互相监督;同时赋予各普通职工监督的权力,加强职工舆论监督,对违反内部控制的行为董事会有权直接惩罚。管理人员还可以定期实施自我评价,一方面可以使信息进行及时传递,一方面在集体讨论中能获得改进意见,一定程度上分散了企业的经营和财务风险。另外,内部审计要纳入内部控制中,如果被审计单位的内审结果真实可靠,会计师事务所的外审效率就能很大程度提高。内审部门必须独立于企业财务部门,且在业务合同成立时就应当介入,各环节不可中断,在发现问题时有处置权。内部审计既是内部控制的基础,又是监督者,保证了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执行。企业需要对内审部门投入足够的人力物力,保证部门有序运作,可以有效降低审计风险。

  5.2从检查风险方面防范审计风险

  第一,会计师事务所方面注重审计人员综合素质的培养,适当提高报酬。
  综合素质不仅包括审计领域的专业能力,还包括审计人员应具备的风险意识与独立性。随着社会经济的多元化发展,企业业务在无形中对审计人员的要求也逐步提高,在过硬的审计知识经验的基础上,还需具备社会科学、信息技术、企业管理等诸多非审计领域相关知识,会计师事务所也要顺应时代的发展,在加强传统道德教育的同时,注重审计人员后续教育培养,对非常交易、资产重组之类易产生审计风险的业务和法律、计算机等其他领域的专业知识有定期培训,对自觉利用空余时间发展自身能力以及优秀的审计人才采取奖励措施,不定期进行个人表彰,同时会计师事务所为了留住人才,降低人员流动性须考虑提高审计人员薪资水平,创造更舒适的工作环境。考虑到审计活动的特殊性,审计人员必须随时保持风险意识,关注企业所处行业、企业自身、审计过程和审计报告各阶段的风险。另外,拒绝企业的非常规报酬,会计师事务所对会计职位定期轮岗、与员工签署独立性声明等方法是提高审计人员独立性的可行性措施。
  第二,科学合理的审计程序能有效降低检查风险。
  审计活动必然有一套完整的审计程序,从最开始接受业务委托计划审计工作,经过控制和实质性测试程序和抽样检查完成审计工作,出具审计意见和报告。其中审计抽样环节已经允许了审计风险的产生,因此要增加抽取的样本量或进行计算机随机抽样、统计抽样等现代化方式来降低。承接业务前要重点了解企业所处行业的市场类型和持续经营能力,可知目前零售业与高新技术业企业审计风险较高,从财务指标情况、产品积压情况、是否面临法律诉讼等可以基本判断企业经营水平。执行过程中审计人员对相关函证的供应商确认、银行会计信息反馈、存货盘点情况、关联交易等的准确性要有把握,要求企业提供充足的相关证据,这样才能保证最后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时的审计风险是最低的。根据独立审计准则,还可以对审计结果进行分析性复核程序。另外,会计师事务所要建立专业的指导机制,通过咨询专业的技术顾问来解决审计问题,提高审计结论对审计风险的承受能力。

  5.3风险融资

  由于企业经济活动的复杂性、抽样审计的局限性以及审计人员判断的主观性,会计师事务所只采用控制型风险防范措施还不足以降低审计风险,于是财务型风险防范措施应运而生,措施包括提取风险基金和购买职业保险2点。
  目前财政部已明确规定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需建立风险基金,即以风险自留的方式,定期将营业收入的一部分提取至基金,从而使风险成本均匀分布。然而毕竟金额小,可承担的风险也小,一旦遇到诉讼案件,巨额赔偿款等类似处罚对中小事务所的打击仍是致命的。会计师事务所购买职业责任保险是一种风险转移的手段,通过缴纳保费,由保险人承担相应的审计风险,有利于会计师行业的生存与发展,维护了报表使用者的权益和社会经济的有效进行。但是高额的保费以及保险责任界定的严格让会计师事务所大大降低了购买责任保险的积极性。因此,采取财务型风险防范措施来降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风险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要走。
  谢辞
  在论文的最后,我想特别感谢谭春兰老师。我的论文选题改了3遍,谭老师每次都是发邮件或者短信告诉我题目不恰当的原因;文献综述的撰写上我存在很多问题,谭老师还主动打电话给我分析主要问题所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遇到有疑问的地方谭老师也会为我解答;另外我还想感谢王严老师,在论文的案例分析上给予了我很多指导意见,让我有了方向。老师们对待学生论文工作认真负责的敬业态度让我深深敬佩,在此向老师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同时也感谢大学4年教育帮助过我的每一位老师、本文撰写中涉及资料的作者们,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不可能顺利完成论文。
  虽然现在还对未来有迷茫,但是我会一直充满热情与希望坚定地走下去,不让那些支持我的人失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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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代笔-互联网金融产品发展研究

【摘 要】近年来,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涌现出一大批金融产品,以余额宝、储蓄通、朝朝盈为代表的新型理财产品成为消费者进行理财的重要途径,其与传统理财产品不同的运行模式也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本文对“余额宝”进行简单介绍,分析其迅速发展的原因,研究潜在的风险,并对余额宝的未来发展进行展望。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产品;余额宝
  一、引言
  互联网金融是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实现资金融通、支付和信息中介服务的新型领域[1] 。与传统金融相比,互联网金融依托于网络媒介,通过互联网工具,使传统金融变得更加高效快捷、中间成本更低、透明度更高,同时也使资本市场资金配置越发合理。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众筹、P2P网贷、第三方支付、虚拟货币等互联网金融产品日益增多,本文将以金融产品中使用最多,最有说服力的“余额宝”为例进行具体分析。
  二、余额宝的产生与发展规模
  余额宝,也称“增利宝”,是阿里旗下的短期增值和活期资产管理的产品,于2013年6月推出。究其本质,实质上是“支付宝与基金理财“的结合,天弘基金公司将货币型理财产品内置于余额宝中,消费者用闲置资金进行购买,以此获得高额收益。由于其操作便捷,收益率高、零手续费的特点,立刻受到广大客户的喜爱。截至2017年10月,余额宝用户增加到3.68亿,资金规模达到1.43万亿元,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货币基金。
  三、余额宝快速发展的原因
  余额宝不仅可以提供理财服务,还能进行转账,购买等日常服務,其有效的将低门槛,高收益,低风险相结合,利用创新型营销理念成为我国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依托于支付宝,广泛吸纳客户
  众所周知,余额宝的载体支付宝主要服务于淘宝以及天猫商城等网络购物平台,作为中国最大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拥有超过8亿注册用户。众多消费者都将闲散资金置于余额宝中,用于日常购物和线下消费,余额宝正是立足于这一点,依托于支付宝,给予消费者的这些“零花钱”高额的收益,使其体会到理财的乐趣,广泛吸纳市场中的潜在客户。
  (二)降低理财门槛,购买产品方便
  只要进行支付宝注册并且购买金额大于1元,就可享受余额宝带来的理财收益,即用户哪怕仅存入10元,20元,也能获得一定的收益,此外,余额宝的购买操作十分简单,只需轻轻一点,将支付宝中的余额转入余额宝即可。基于此,余额宝的客户群才能迅速发展到如今的规模。这些客户分布在全社会的各行各业,以18-32岁思想开放,对新事物接受能力强的大学生和工薪阶层为主,余额宝的万千客户为其带来了庞大的资金规模,也为余额宝的高收益创造了可能。
  (三)创新型营销理念
  余额宝在营销策略上秉承“以客户为中心”:即使用户投入1元资本,也会带来4%的年化收益。这种策略,让客户体会到“大众理财”便捷与收益的同时,极大的改变了传统消费者的理财观念,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参与其中。
  (四)低风险,高收益,高流动
  天宏基金公司主要将消费者的资金投资于安全系数高的国债及有价证券,其风险等级与商业银行一级理财产品相似,同时,阿里巴巴作为天弘基金的第一大股东,很大程度上保障着用户的利益,如果有意外风险产生,支付宝会全额理赔。
  对于消费者而言,余额宝有很强的流动性。其申购与赎回均采用“T+0”模式,即申请资金转出余额宝将立刻转回支付宝。而对于传统短期理财产品,用户申请转出后,本金和收益一般会在2小时后才会转入投资者账户,不能实现实时到账。因此,这种高效、快捷的手段无疑吸引了更多的客户。
  余额宝高额的收益回报同样受到消费者的追捧。我们以2018年3月23日为数据收集点,余额宝七日年化收益率高达4.1930%,中国银行活期存款利率为0.30%,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为1.75%。显而易见,对于不懂理财的普通居民而言,余额宝将成为他们的首选。
  四、余额宝的潜在风险
  (一)同业竞争风险
  随着余额宝的成功发展,越来越多的金融企业投入到互联网金融领域,仿照余额宝的模式开发自己的产品进行销售,这些从正面上对余额宝造成冲击,使其面临客户流失的风险。
  (二)大额赎回风险
  余额宝作为货币市场基金,存在着由于管理不当而引发的大额赎回风险。因为余额宝采用“T+0”购买与赎回,实际上是利用机构备用资金预先垫付给用户,所以,在非大量交易时段,资金不会产生剧烈波动,但如果发生突发事件导致大规模资金同时转出时,可能导致企业资金池的崩溃,无法迅速进行结算。届时,余额宝将面临信用危机以及巨额的资金赤字,产品将会受到质疑,对企业声誉造成影响,引发更大的损失。
  (三)网络技术风险
  余额宝属于互联网金融产品,它的发展与运营对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有很大的依赖,因此,也面对着大量网络安全风险,如:平台遭到木马入侵,用户账户被盗,这些都可能导致用户余额宝资金流失,资金去向难以查证,补救措施无法顺利开展。
  五、展望余额宝未来发展
  总而言之,余额宝作为新兴互联网金融产品,是我国金融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创新。为广大消费者带来高额理财收益的同时也带来了相应的风险,因此,未来余额宝应主动与网络安全公司金山,360等合作,提升第三方支付安全性,为余额宝的发展创造安全可靠的空间。相信在阿里巴巴,天宏基金公司和金融监管部门的共同努力下,余额宝将会长足发展。
  【参考文献】
  [1]张鹭鹭,郑中帧.互联网金融理财探析[J].中国市场,2016(21):57-58.

探讨管理会计在商业银行中的应用策略

摘要:我国的商业银行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其本身也作为经济实体在市场经济中经受着考验, 因此如何利用管理会计的理念构建商业银行的管理体系就成为了当前商业银行重要的热点问题, 本文通过对商业银行的管理会计体系的构建全面解读了管理会计在商业银行中的应用策略, 为相关的问题提供了参考的方向。

  关键词:商业银行; 管理会计; 构建

  一、管理会计体系在商业银行的构建意义

所谓管理会计是会计的一个分支,它旨在通过参照会计记录经济业务的节点来对经济业务进行管理,控制其利得的一种管理方式。传统的会计主要是如实地记录经济业务,反映经济活动的过程及结果,而管理会计侧重于对经济业务通过数据指标进行调控,以达到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它起源于十九世纪时期英国铁路行业兴起的时代,应用于我国的商业银行还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事情,经过了近四十年的发展,我国的商业银行基本认识到了管理会计对于提高商业银行管理水平的意义,它引领商业银行从传统的资金成本管理转型成为利润管理,追求商业银行的利益最大化,将商业银行的整体管理水平提升到了新的层次。由于我国的经济体制发展比较落后,银行业更是体制僵化,长期以来立足于传统的资金业务,不注重本、量、利的关系,依赖于国家政策扶持使得商业银行的观念陈旧,因此在当今市场为导向的体制下,商业银行如果不摒弃落后的管理方式,引入强有力的管理改革措施,就将无法在银行业中立足,现在国家对商业银行推向了市场,使其成为了经济活动中独立的一分子,如果商业银行不着眼于管理创新,就势必会走向衰落甚至消亡。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外的商业银行开始涌入我国的资金市场,商业银行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此建立全新的管理会计体系有助于理清商业银行管理中混乱无序的局面,将带领商业银行逐步发展壮大,构建管理会计体系成为当前商业银行迫在眉睫的改革目标。

会计

  二、管理会计体系在商业银行的构建要点

(一)推行资金转移定价管理

内部资金转移定价是商业银行管理会计体系建立的基础,只有在内部价格下才能清晰地反映各支行资金的使用效果,也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传统的商业银行在进行资金调配时不考虑利益与支出,因此在调配过程中忽视了资金的使用效率,才为因素的参与影响了商业银行的运转与管理,而实行内部转移价格,总行与支行之间有偿调配资金,将利益划分清晰,也就更容易区分营结果的责任,避免了过度地依赖与扯皮现象。

(二)实行全面预算管理

全面预算管理最初作为生产企业的管理创新模式诞生于美国,后来经过逐步的积累与实践,确定其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具有实践意义,全面推广到其他企业中。它作为管理会计的重要手段在商业银行中有着非常实用的价值。它将商业银行的整体目标与各个支行的目标相结合并进行协调,使得支行在完成预算目标的同时实现了总行的战略部署,实现了全行的利益最大化。

(三)建立事业部制组织架构

我国传统的商业银行的组织机构设置不合理,机构臃肿,且不利于评价,因此构建管理会计体系就要求实行组织机构变革,寻求更有利于突显业务管理目标的模式,我们借鉴西方先进的银行管理经验,确定事业部制的管理机构比较适合商业银行建立事业部制组织机构彻底解决了过去商业银行中的扯皮、推诿现象,划清了各个分支机构的责权利关系,理清了内部的职责范围。

(四)发挥本量利的管理效力

本、量、利分析法通过各个变量对产量的敏感性来测算,将生产效率用产量的形式表示,既清晰又直接,不仅可以掌握经营的节奏,而且可以对商业银行衡量资产、负债结构具有显著的效果。

  三、管理会计体系在商业银行的构建难点

(一)观念的转化

商业银行过去实行事业编制,由国家负责经营的盈亏,而具体的经营由管理人员实行,这样责权分离就造成了管理者只关心经营运转本身,而不关心盈亏,使得商业银行失去了生存的活力,而实行管理会计体系会动摇部分管理者的利益,也是习惯于旱涝保收的业务人员传统生存观念的一种冲击。因此如何将管理会计体系理念深入员工的内心对于管理者是一种挑战。

(二)风险意识

目前商业银行普遍实行了信息管理,管理过程中数据的准确与安全就成为了衡量商业银行管理水平的重要指标,管理会计通过一系列的比率来实时观测管理动态,比如相关的资产负债比如果在安全的范围内浮动就属于正常的经营状态,如果超出了安全临界点就会发出预警,由相关的部门分析数据产生的来源,以及相关业务的风险测算。

(三)业务人员素质

管理会计体系在我国刚刚起步,对于其在商业银行内的应用还处于探索阶段,因此需要相关的管理人员具备一定的业务水平,熟悉管理会计体系的内容,这就要求商业银行对业务人员进行全方位的培训,在培训投入上加大力度,实现管理会计体系的顺利构建。

  结语:

管理会计的合理性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未来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对此,国有商业银行必须认识到加强管理会计建设的重要性,与时俱进,紧跟时代步伐。相信我国的商业银行一定会摸索出一套适合的管理会计体系模式,将管理水平提升到更高的层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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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施工企业在经济管理问题与强化措施

摘    要: 经济发展到全球化时代, 市场氛围已经变得越来越紧张。国有建筑施工企业作为国家的支柱性企业。要积极的进行形势下经济管理发展的创新。通过合理的工程造价管理、技术管理及人才管理, 不断的提升施工企业的经济利益。本文就新形势下国有施工企业经济管理的意义和内容作了介绍, 并对现存问题做了简述, 最后给出了几点经济管理水平提升的建议, 以供参考。

  关键词: 管理体制; 组织结构; 创新; 整合; 监督;

  前言:

随着国家综合经济水平的提升, 国有建筑施工企业也要对自身的经济管理模式做相应的调整。在当前的国有施工企业的管理来看, 虽然管理者已经不断地进行着工作的改进和模式的创新, 但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 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施工企业的经济管理不仅是一种任务, 更要注重理念和战略上的创新。只有综合经济管理模式得到提升, 才能够使国有企业更好的符合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

 1.新形势下国有施工企业做好经济管理的意义

国有性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在经济管理方面要综合考虑资源的科学配置和建筑工程实施的总体效率, 确保企业能够稳定高效的发展。通过经济管理模式的创新, 可以确保国有建筑施工企业能够时刻紧跟国家的经济发展形势, 以提升建筑工程的施工质量为目标, 不断的塑造良好的社会信誉。同时, 通过经济管理活动的创新, 可以为施工企业赢得更为壮大的建筑人才, 为其走上国际市场蓄积更加雄厚的竞争力量。最后, 通过经济管理的创新, 可以让施工企业更加注重工程的建设质量和安全。在不断开拓建筑数量和扩大建筑规模的基础上, 通过有效的资源整合实现更加综合的管理规划, 为国家和企业赢得更为可观的综合利益。

 2.国有施工企业在新发展时期的经济管理内容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变化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 国有建筑施工企业的经济管理创新是必然的。其经济管理创新的内容主要有, 加强对工程的生产资料管理创新, 通过以建筑项目为中心形成良好的上下游生产资料沟通机制。通过工程相关信息的有效传递, 确保工程实施中所有生产资料配置的效率和准确性, 从而为施工企业进行科学的资金, 设备及物料配置做好基础。其次是对项目的管理模式进行创新。它主要是借助现代化的管理方式和信息化手段, 在注重施工效率的基础上, 力求通过最低的生产成本投入, 实现最高效的施工效益。最后就是就工程实施的流程和细节进行优化。对财务管理、工程实施的安全性、信息及资料收集方式等方面进行有效性的创新。确保工程能够按期进行, 并保障总体工程的实施质量, 实现工程建设的总体效益。
国有施工企业在经济管理问题与强化措施
 3.当今国有施工企业在经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3.1、 国有施工企业缺乏对先进管理理念的应用。

从国有建筑施工企业当前的经济管理来看, 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管理观念比较落后。管理方式亟需进行改变。整个经济管理未能从系统化和创新性角度进行实施, 相对粗放, 不适合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特别是一些国有建筑施工企业, 他们在资金管理方面还趋向于密集管理, 不能够尊重科学的投资规划和资金利用。在工程建设中, 对于工程的成本考虑欠缺, 没有通过经济管理成本的思维进行经济管理工作的开展。各个部门之间的沟通存在问题, 使得各项资源的配置不够科学, 总体经济管理的效率一直得不到提升。这就导致在具体工程的实施中, 整个管理过程得不到有效性的发挥。国有建筑施工企业的经济管理未能按照精细化和标准化的程度进行规划, 缺乏对整个工程建设过程中经济可行性的预见性分析, 不利于总体工程建设效果的把控。

3.2、 国有施工企业没有将经济管理作为重点。

由于国有建筑施工企业在多年的发展中, 竞争意识不够强烈, 所以说他们在计划经济方面存在短板。国有建筑施工企业不能够通过经济和成本的意识进行自我发展规划。他们对这种经济管理的忽视, 使得工程实施中的预算和核算存在着很多漏洞。这一方面不利于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 另一方面也间接的影响了工程的建设质量, 导致国有企业的竞争实力不断下降。这是由于国有企业对经济管理的不重视, 使得工程开展中各项经济管理问题得不到充分的分析和了解。工程建设中一些隐蔽性的隐患和技术难题一直得不到解决, 整个工程的管理缺乏创新性和优化性, 总体企业的经济管理模式得不到创新

3.3、 国有施工企业的经济管理制度有待完善。

从国有大多数的建筑施工企业内部运营来看, 经济管理制度缺乏完善性。首先, 各项管理没有进行责任的明确。同一项工程的监督经营以及施工由不同的权力部门进行把控, 相互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和良好的协调。另一方面, 在企业内部缺乏对各项管理工作的考核。这就导致工程施工中很多管理细节只是流于形式, 没有得到完善的监督管理。工程建设过程中效率得不到提升, 质量得不到有效的管控, 各个职能部门没有履行其应尽的管理义务。

 4.强化国有施工企业的经济管理水平的几点对策

  4.1、 结合国有企业管理体系进行监督强化。

国有建筑施工企业要从自身的管理内容出发, 不断加强整个工程管理的监督体系建设。实验证明, 通过强化监督机制可以确保企业施工管理中的科学性。在企业的经济管理监督中, 要强化企业内部的财务管控, 对于各项管理内容和细节进行完善。加强对内部经济活动的审批监督, 确保企业的管理目标能够有条不紊地开展。通过完善各项监督制度, 确保企业管理体系能够更加完善。

4.2、 优化国有建筑施工企业的机构设置。

国有企业中的建筑施工企业要想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就必须紧密结合新的经济发展形式进行组织架构的优化。首先, 要通过自身企业的管理中责任的划分来确定权利的设置, 并以此为基础对组织架构进行完善。通过管理理念及方针的对应来体现高效的工程实施。其次, 要积极的进行粗放型施工管理模式的改进, 要充分的对现有的市场发展需求进行调研分析, 以不断提升工程实施的效率和质量为目的, 强化企业的综合经济发展能力。再次, 积极地进行管理的优化, 减掉多余的管理环节。通过规范企业的综合管理流程和标准, 为各个部门之间的沟通建立有效的平台, 致力于专业管理队伍的建设, 提升企业的组织架构质量。最后, 在进行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中, 还要积极的借助现代化的技术条件, 通过信息化管理系统来优化企业内部的人力, 物力的配置。

4.3、 完善国有建筑施工企业的管理机制。

完善的管理体制, 能够确保国有建筑施工企业在经济管理方面的效率和质量。在进行管理体系的创新方面。首先要对照新的发展形势对内部的管理体制各项标准进行明确。再结合具体发展情况的基础上对各项经济体制进行完善, 以更好地促进施工企业进行管理上的创新。其次, 建筑施工企业要充分地坚持以人为本, 为企业员工创造更广阔的发展条件, 并通过考核奖惩体制的建立, 充分调动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企业员工能够主动地参与到企业的经济管理创新中来, 强化企业的内部经济管理机制。

 4.4、 科学配置国有建筑施工企业的各项资源。

(1) 注重管理观念的整合。建筑施工企业必须充分认清当前市场经济动态, 与时俱进的进行管理观念的创新, 观念的创新不是全盘否定传统的管理, 而是结合新的经济发展形势, 对传统管理中先进的部分进行传承, 融合现代化的管理理念, 以施工企业的实际发展来确定经济管理的不同层级, 实现有效的资源整合, 切实推动企业能够在观念创新中形成管理合力, 有效推动企业的健康发展。 (2) 加强技术力量的整合。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新形势下最主要的生产力, 国有建筑施工企业要重视对技术力量的发展, 在实际经济管理中, 要借助大数据环境, 对先进的经济发展走势进行分析, 对建筑行业的技术力量进行深入研究, 深度挖掘技术财富。通过各种技术的有效整合和应用, 带动自身企业在国际市场中不断进行竞争实力的提升, 用力争通过科技力量来凝聚更加可靠的企业核心价值, 为企业经济管理水平的提升做好保障。 (3) 做好各项经济资源整合。国有建筑施工企业要想快速发展, 还要加强对现有建筑资源的整合, 加强对企业经济管理中预算管理的重视。通过全面的预算编制, 使企业经济管理具有更好的财务管理保障。在确保施工质量的基础上, 将施工成本降到最低, 明确质量与成本之间平衡点。同时要加强经济管理中对施工安全, 施工合同等内容的监督, 对其中可能出现的经济成本做好全面规划。

 5.结语

总而言之, 在新的发展时期, 建筑施工企业加强对经济的管理是非常必要的。施工企业要对自身现有的管理模式进行分析, 同时结合国际先进的管理经验, 从管理方法, 制度及理念方面积极的进行创新。确保企业各项资源能够得到最搞笑的配置, 为施工企业在国际市场发展中取得更好的成绩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孙亮.新形势下国有建筑施工企业经济管理创新思考[J].科技经济导刊, 2018 (05)
[2]李军平.关于新形势下建筑施工企业经济管理创新的思考[J].经贸实践, 2017 (19)
[3]李时慧, 王东亮.试论新形势下国有企业经济管理体系的重构与创新[J].生产力研究, 2016 (12)
[4] 李军平.关于新形势下建筑施工企业经济管理创新的思考[J].经贸实践, 2017 (19)

政治经济学的观念演进、分流及后续发展

摘    要: 自“政治经济学”这一术语被首次提出以来, 其内涵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首先是重“政治”而轻“经济”的前古典经济学时期;接着是亚当·斯密将“经济”从“政治”中解放出来后并经由其他政治经济学家发展的古典经济学时期;然后是不同地区学科认知明显分流的过渡时期。随着学科认知的演进, “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 完成了体系化、多样化的历史任务。对这一演进逻辑的把握, 对认识西方经济学、甄别各种“政治经济学”概念不同的内涵、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 经济学; 学科认知; 经济思想史;

  Abstract: Since the term“political economy”was first proposed, its connotation has undergone three major stages of development. At first, there was a pre-classical economics era when“politics”instead of“economy”was emphasized; Later, Adam Smith severed“economy”from“politics”, followed by theories of other political economists. Then there was a transitional period during which the cognition in different regions clearly diverged. With the evolution of subject cognition, “economics”replaced“political economy”and completed systematic and diversified historical tasks. The comprehension of this evolutionary logic is essential to understanding western economics, and distinguishing different connotations of“political economy”, as well as understanding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 political economy; economics; subject cognition;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s;

 一、引言

经济思想史研究一般采用的思路是, 以某个经济学家或经济学派具体的经济思想为对象, 研究其关于价值论、分工论、分配论、贸易论或其他问题的基本观点, 着重分析思想流变的制度基础、社会环境及思想渊源, 强调生产力发展水平、国内阶级矛盾、国际安全局势等在社会存在领域, 以及政治学、伦理学、哲学等在社会意识层面对经济思想的影响, 并在以上讨论的基础上, 对诸经济学家与主要经济学派的经济思想进行整合分析, 辅之以具体的历史证据, 研究各经济思想间的批判与继承关系, 从而梳理出经济思想的主要发展脉络。这一思路普遍体现在各国出版的经济思想史类着作中。1

除了这一思路所主要探讨的背景、内容、过程、意义与评价等重要内容外, 经济思想史领域的一些细节还有待更深入的考察, 例如经济思想的发展过程中诸经济学家对经济学学科认知的改变, 这种改变不仅反映了他们对经济学的认识与态度之间的异同, 还反映了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入, 他们的关注点发生的变化, 这无疑是对经济学学科本身发展史进行研究的最好材料, 也应当是经济思想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有关诸经济学家对经济学学科认知的探讨, 零散地见于各个版本的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说史专着、研究论文及经济学着作的序言与概论性章节中。系统的研究如布雷登 (Bladen) 对经济学方法论流变的讨论: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 经济学家们对经济学的认识经历了从先验的绝对真理性科学到系统性经济学学科的漫长历程。我国学术界目前鲜有就这一问题进行专门研究或综述的文献。23何炼成梳理了“政治经济学”在各主要经济学家作品中是否被用于命名以及这样命名对内容的影响, 讨论了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特征, 论证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要求和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思想的观点。4陆昱探讨了从政治经济学、“去政治化”的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再到经济政治学的历程, 5从学科视角下政治与经济关系变化的过程反映出理论界对两者关系的探索和认识不断深化;但是他在探讨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时, 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对古典经济学家具体理论观点的梳理, 对学科认知方面的探讨略显单薄;在探讨“去政治化”的经济学时, 仅是站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其对立的立场上, 强调阶级属性与意识形态。

政治经济学的观念演进、分流及后续发展

本文将着重就“政治经济学本身意涵的演进”与“‘经济学’被提出的意义”这两个方面进行一些客观的补充与探讨, 加深对政治经济学传统的理解, 把握经济学学科的发展规律, 为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提供思想史的视角。

二、政治经济学观念的演进

从词源上看, 经济 (economy) 一词源自希腊语SymboloApSymboliApSymbolkApSymboloApSymbolVAp (oikos, 家庭) 和SymbolnApSymboloApSymbolmApSymboloApSymbolVAp (nomos, 法) , 意为管理家庭的法规。希腊的家庭一词还兼有家族 (氏族) 、财产权的意思, 包括家庭内的一切动产。政治 (politics) 一词源自希腊语SymbolpApSymboloApSymbollApSymboliApSymbolVAp (polis, 城邦) , 并延至一般国家和社会。6古希腊思想家, 如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 都就政治和经济现象进行过讨论, 并且提出“经济学是政治的经济, 认为它是关于征收国家岁入的一种技艺”。7“ (因为) 供给国家的需要与供给家庭的需要之间, 有着明显的相似性, 因而在希腊语中, ‘政治经济学’一词就作为政府的艺术或政府经济活动中财政金融部门的一个适当的专有名词而出现了。”8在古希腊特殊的城邦制度下, 政治生活是公民普遍追求的最高生活, 政治的地位远高于经济;作为维护政治的基本手段, 经济研究只能是政治研究的一个方面。

17世纪, 法国在亨利四世 (Henry IV) 和黎塞留 (Richelieu) 统治下, 国家机构发展, 公共行政范围不断扩大。1615年, 法国重商主义者蒙克莱田 (Antoine de Montchrétien) 在《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首次明确使用了“政治经济学” (political economy) 的概念, 提出他对社会、国家经济政策的看法与建议。对这一极具历史意义的事件, 熊彼特给予了恰如其分的评价:“我们这门科学或多种科学的凝聚物在十七世纪被一个不十分重要的作者命名为政治经济学……从此以后, 就有意无意产生了一种看法, 似乎我们这门学科唯一关心的就是国家的经济”9。在经历了接近一个世纪的沉寂后, 詹姆斯·斯图亚特 (James Steuart) 继承了先前蒙克莱田的框架, 创作了《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 或自由国家内政学概论》一书, 提出“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 是为人民 (或译作‘居民’) 提供他们生活所需的基本基金, 和社会所需的所有物品, 并扫除其中存在的各种障碍”10;与书名一致, 该书的核心是国家内政学, 其第一章名为“人类的政治” (of the Government of Mankind) 。16世纪末出现在德奥的“官房学”, 作为一种社会经济思想, 集经济政策、立法、行政管理、公共财政等为一体, 堪称这一时期政治经济学强调“政治”的范本。

西尼尔 (Nassau William Senior) 论及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学时, 指出“早期所谓的政治经济学家, 并没有突出政治经济学中的‘经济’一词, 而更为强调对政治的探讨”。11萨伊 (Jean Baptisee Say) 也认为“某些学者在研究时把良好政治的基本要素与国家财富或私人财富的增长所依存的原理混淆起来”。12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家西尼尔和萨伊等人普遍认识到, 先前“政治经济学家”所讨论的问题大多是政治问题, 对国家的关税、财政等问题的研究也往往牵连了过多政策与法律的内容;讨论财富问题时对农业、制造业的讨论没有紧扣行业与财富之间的关系, 反倒就行业本身进行了多余的讨论。罗宾斯 (Lionel Charles Robbins) 指出:“在所谓重商主义时期留下的大量流行文献中, 大多都是关于贸易法规、铸币制度、济贫赈灾等具体问题的论述……直到18世纪在重农主义者和苏格兰的思想家们的着作中, 才开始出现……现代称之为经济学的研究工作。”131758年, 作为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 魁奈 (Francois Quesnay) 在《经济表》中“ (给出了) 它 (政治经济学) 作为科学的经济学组织的精确表述”, 14用以概括有关财富性质、再生产和分配的讨论。尽管他的着作没有用“政治经济学”来命名, 也没能彻底摆脱“政治”, 但是确实传达出了与此前政治经济学强调的“管理”“控制”不同的含义, 表现出对“经济”的关注。1776年《国富论》发表, “将这两个相差甚远的研究区分开来”, 15超越了这种强调政治学理论框架的传统, 将讨论核心从政治话题转移到了财富本身。亚当·斯密在该书第一、二篇集中探讨了核心理论——分工、价值和分配;第三、四篇总结并梳理了此前的经济发展史和经济学说史;第五篇讨论国家的经济职能和公共财政的问题。尽管斯密也讨论了政府职能, 但是其关注点在于国民财富增长与市场秩序建立, “政治”不再是政治经济学的唯一目的。“他 (斯密) 将经济学从政治学中分离, 在处理相关问题时像对待物理对象与自然规律一样。”16按照罗宾斯的观点, 政治经济学所包含的两个层面的含义——“对经济行为的描述”和“对经济政策的制定”17——在斯密这里得以完成。

 三、政治经济学的分流

斯密创立以财富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框架后, 政治经济学中“经济”的部分逐渐成为研究的核心——伴随着“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展, 政府的“守夜人”角色日渐深入人心, 对“看不见的手”的研究也逐渐深入。正是在这样的学科背景下, 政治经济学出现了分流的趋势。

在英国, 斯密身后的政治经济学家们基本延续了他的研究思路。李嘉图 (David Ricardo) 在斯密的基础上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1817) 一书, 并沿用了“政治经济学”的名称, 18其讨论的内容涵盖了价值与价格理论、地租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和赋税理论。李嘉图的研究思路恰恰说明, 在与政治学分野后, 政治经济学已经成功步入独立的发展轨道。紧接着, 马尔萨斯 (Thomas Robert Malthus) 的《政治经济学原理》 (1820) 、麦克库洛赫 (John Ramsay MaCulloch) 的《政治经济学原理》 (1825) 与约翰·穆勒 (John Stuart Mill) 的《政治经济学原理》 (1848) 相继发表。尽管他们在一些具体理论上有着迥异的观点,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共同的学科框架内讨论, 以及对抽象先验的经济学理论进行进一步的发展——这同李嘉图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与贡献一脉相承。其中, 约翰·穆勒对政治经济学学科的认识的贡献, 特别是在普遍经济学理论抽象方面, 尤为突出:早在《原理》发表之前, 他就在一篇论文中提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探寻社会现象规律的科学, 规律来自于人类在财富生产中各种行为的组合, 在一定范围内这些现象并不因追求其它目标而改变”。19

同一时期欧陆的政治经济学家在与英国学者的交流学习中也同样承担着发展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任务。西尼尔在其《政治经济学大纲》 (1836) 中总结, “当代欧洲大陆学者对政治经济学的含义也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斯托赫先生认为, ‘政治经济学和一国的繁荣昌盛直接相关, 它是研究一国的物质财富和文化的根本性的科学’。西斯蒙第说, ‘以政府的角度来说,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物质福祉的科学’。萨伊则认为, ‘政治经济学, 是一门社会经济学科, 它综合了我们对社会各组织部门的性质和职责的认识’……事实上, 他们的研究往往走上了立法者和政治家的思想套路, 并没有真正深入于财富问题的研究”。20他提出政治经济学家要更深入地探讨财富问题, 更集中于对根本观点的研究, 而不应该过多关注道德和福利问题。21西尼尔将斯密的政治经济学框架同财富问题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开始尝试摆脱道德哲学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束缚, 单纯对经济学理论进行深入研究。

但是欧陆的政治经济学家对于斯密体系的继承与发展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状况较好的法国, 其他地区则是另外一番光景。德意志地区当时尚未统一, 处在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双重压力之下, 传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完全不能满足德意志发展的需要, 所以在浪漫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 出现了主张采用历史归纳法并以此闻名的德国历史学派。历史学派的先驱李斯特 (Friedrich List) 早先是斯密的信徒, 但是其思想在后期发生了重大转变——尽管李斯特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1841) 依然以“政治经济学”命名, 但是他只承认特定国民体系的政治经济学, 反对斯密的“世界主义政治经济学” (尤其以他提出“幼稚产业论”来反对基于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理论的国际贸易为典型) 。此后, 旧历史学派开始以“国民经济学” (national economics) 来命名着作, 22新历史学派也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这样的命名方式, 如罗雪尔 (Wilhelm von Roscher) 所着《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 (1843) 、施穆勒 (Gustav Schmoller) 的《国民经济学大纲》 (1900) 等。熊彼特指出, 此时德国的国民经济学 (国家科学) 与早先斯图亚特所说的政治经济学在内涵上是一致的——强调经济性的公共政策, 但是这种看法显然把经济学的范围看得过于狭窄了。23

在奥地利学派那里, 门格尔 (Carl Menger) 的着作放弃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命名方法, 选择以《国民经济学原理》 (1871) 为题。此外, 尽管杰文斯 (William Jevons) 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1871) 、帕累托 (Vilfredo Pareto) 的《政治经济学讲义》 (1896) 和《政治经济学教程》 (1906) 依然以“政治经济学”命名, 但是心理学派强调心理分析, 数理学派侧重对数学工具的利用, 他们所理解的经济学内涵与所使用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不仅不同于早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 也与同时代其他国家与学派的政治经济学家相去甚远。

在经济学理论和学科认知方面, 政治经济学家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异:一方面, 以穆勒为代表的英法政治经济学家在摆脱政治学对政治经济学的禁锢之后, 基于本国良好的经济发展情况、较为稳定的经济市场秩序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巨大推动, 开始强调在抽象的经济学理论方面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构建“世界主义”的经济学;另一方面, 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家或者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 在实践中一次次宣告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无效性, 开始探索符合本国实际需要的经济学理论, 又或者基于方法和理论的进步性, 开始从新的视角和思路对政治经济学进行反思和批判。布雷登指出:“以穆勒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家在方法论上奉行的先验主义和抽象演绎方法使得经济学 (Economy) 作为一门科学其实只是英国的商业学, 使得政治经济学家们试图建立的政治经济学公理被一次又一次地证明其局限性所在。”24

这一时期对政治经济学正统理论的怀疑, 也在一个侧面体现出随着社会经济背景的变化, 经济学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广泛传播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 需要更多新的理论与方法来加以解决。也就是说, 在从古典经济学向新古典经济学转变的过程中, 研究对象和方法无法再简单局限于个别单纯的普遍抽象理论, 经济学体系的复杂化与多样化趋势开始显现。许多经济学着作的命名方式中透露出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扩张和发展也反映出这一趋势, 而这种命名方式同样也明显体现出经济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接触与交流。安德森 (James Anderson) 所着《关于激发人民勤奋劳动精神的方法研究》 (1777) 、杜普伊 (Juvenal Dupuit) 所着《公共工程的效用计量》 (1844年) 、瓦尔拉斯 (Leon Walras) 所着《政治经济学与公正》 (1860) 和《社会财富的数学理论》 (1883) 、维塞尔 (Friedrich von Wieser) 所着《社会经济理论》 (1914) 等书, 都反映出政治经济学受到伦理学、物理学、数学、社会学等学科广泛的影响,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已经从单纯的财富领域扩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通过对这一发展阶段的仔细梳理, 我们不难发现政治经济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明显分流的趋势——英国、法国、德国以及其他各国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认知出现了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也体现为不同学科与经济学之间界限的模糊, 经济学不断采纳其他学科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手段, 开始对各种社会现象提供强有力的解释工具。政治经济学的范围限制越来越不能容纳其自身体系化、复杂化、多样化的发展需要。

 四、经济学的产生及政治经济学的后续发展

当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从政治目的转移到财富增长, 再到资源分配与效率提高, 从单纯的普遍理论演绎再到理论与现实的结合, 政治经济学原有的学科认知至少经历了三个重要的阶段:首先是将“经济”作为研究手段而强调“政治”的前古典经济学时期, 其研究核心在根本上是政治理论与实践;接着是斯密将“经济”从“政治”中解放出来并经由其他政治经济学家发展的古典经济学时期, 研究对象是以国民财富为核心的抽象的普遍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然后是学科认知在不同地区产生明显分流的过渡时期, 25研究对象开始向其他方面拓展。

19世纪出现了对于政治经济学的两种批判:第一种批判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思路——马克思确定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和探索“市民社会的解剖学”, 恩格斯则把政治经济学描述为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分析”, 这种观点保留了“政治经济学”名称, 但是批评了它的研究范围和方法;第二种批判则主张彻底改变政治经济学的名称。26在一定意义上,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可以被看作是前一个部分讨论中政治经济学分流的表现, 但是我们也必须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其他分流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27

西方主流经济学基本延续了第二种批判思路, 用“经济学”取代了“政治经济学”, 这也正是本文接下来要讨论的内容。当经济学的全部研究领域拓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如资源的分配、个人的效用享受、决策与博弈、外部性与矫正等时,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框架已经不再足以容纳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杰文斯在1879年版《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再版序中写道:“若干小的修正, 可以一述者, 例如以Economics代替Political Economy, 我以为Political Economy这一个双名是麻烦的, 应尽早放弃……我觉得最好的名称, 是Economics。这个名称, 既与旧名称比较更近似, 又在形式上与Mathematics, Ethics, Aesthetics及其他各种学科的名称可以类比, 且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就已通用。据我所知, 这个名称是麦克劳德君28重新提起的。但剑桥马歇尔君亦曾经用它, 我们希望, 近百年来为法国经济学者称为La science économique的科学, 将一律采用Economics这个名称。不过, 我虽在本文改用新的名称, 但书名仍以不改为是”。29佩特曼对此评论说, “ (政治经济学中政治学与经济学的) 分离是在19世纪取得的, 部分是由于英国理论家威廉·杰文斯的着作”。30杰文斯在这里已经表示出要摆脱政治经济学所限定框架的强烈诉求, 也表现出不满足于单纯的理论研究的诉求:他理想中的经济学应该是与数学、伦理学、美学一样的独立学科, 是包含着子学科的一门发展完善的学科。杰文斯要做的, 首先是实现Economy与Politics的分离, 接着是从Economy到Economics的进步, 这两者是互为补充的。对杰文斯而言, 经济学理论非常重要, 但也只是经济学 (Economics) 的一个部分, 他做出的贡献也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学理论, 还包括经济统计学、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31正如他在序言中写的, “发展经济学, 改进经济学, 乃是经济学家的无止境的工作”。32

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下, 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马歇尔 (Alfred Marshall) 在他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中首次以“经济学”为题, 正式完成了在命名上以“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任务。巴里·克拉克在分析经济学“科学化”的实质时指出, 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分离, 使“经济学集中研究个人在市场上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利用个人理性假设及用货币作为衡量原因与结果的尺度, 使经济学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仿照19世纪的物理学建立其理论大厦”, 33这正是将经济学与政治学彻底分离的任务的意义所在。而马歇尔写给埃奇沃思 (Francis Ysidro Edgeworth) 的信中——“在我看来理论是重要的, 但是如果由抽象的、理论的、一般的经济学成为完全的经济学, 那么这是最为灾难性的……普遍的理性的确是重要的, 但是广泛而深入地对事实进行研究也是同样重要的”34——又体现出将经济学发展为一个系统学科的任务的意义所在。马歇尔用“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 既完成了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彻底分离, 使得纯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形成独立传统, 又构建了完整的体系化的学科框架, 使得经济学能够容纳更多维度的经济研究。在这两个意义上, 经济学才能被认为是真正产生了。

在经济学体系化的基础上, 政治经济学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 迎来了新的发展。近30年来, 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新政治经济学 (New Political Economy) 发展迅速, 并在中国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作为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交叉学科, 新政治经济学的特点在于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政治问题, 关注政府、立法、民主、公共选择等传统政治学议题, 其研究思路在根本上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一致, 而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35作为学科分支, 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得益于经济学的体系化发展:一方面可以更好地继承延续已有的研究理论与方法, 另一方面也可以更好地同其他学科进行交叉, 研究新的议题。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美国兴起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则不同于新政治经济学的内涵与地位, 更多是站在主流经济学的对立面, 吸收借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 批判美国的社会制度;但是他们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应用和探讨的过程中, 也出现了背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倾向。这两派不同内涵的“政治经济学”都是经济学学科发展的组成部分, 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延续了早先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两种思路, 这说明当下经济学的学科建设还在继续, 对经济学的学科认知还在深化。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可以大胆做出论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也应当成为经济学学科认知和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既要充分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思路, 也要借鉴西方经济学各流派的理论观点, 不仅要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 还要在经济学的现有框架下促进经济学本身的发展。

 五、总结

经过上述梳理讨论, 我们发现“政治经济学”的内涵从蒙克莱田首次提出以来, 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以“政治”为核心的, 讨论所涉及的公共政策也好, 财富增长也罢, 最终目的依然是服务于政权与国家, 这尤其受到当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各国积极竞争、拓展霸权需要的影响。而自亚当·斯密以来, 政治逐渐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淡化, 对经济的研究, 尤其是对财富增长的理论研究成为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中叶政治经济学家讨论的核心, 其间对政治的讨论逐渐演化为与经济相关的政策研究。但是斯密之后的各国政治经济学家由于时代与地域的差异, 在学科认知方面逐渐出现了较大的差异:英法两国基本在斯密奠定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继续着更为深入的研究, 马尔萨斯、萨伊、西尼尔等人加入了重要的学说, 最后由约翰·穆勒予以内容上的充实;德国则在李斯特的影响下产生了自己独特的学科认知, 更加强调“国民性”, 也即熊彼特着重指出的“政治性”;奥地利学派则在边际理论的指导下, 发展出体系成熟的数理经济学, 以杰文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开始考虑用“经济学”术语取代“政治经济学”, 引导经济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总之, 这样的发展趋势是经济学学科从无到有、从幼稚走向成熟、从附属学科向独立学科发展的必由之路。原有的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在发展的后期逐渐成为一种阻碍, 而吸收了其他学科研究方法与理论成果逐渐成熟起来的经济学有着更加强大的潜力, 这之间的矛盾势必造成“经济学”与“政治学”作为两个独立学科在根本上的分野。在一定程度上说, 经济学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 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自身发展的要求, 马歇尔用“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完全顺应了这一趋势, 成为经济学学科发展与经济思想演进历程中非常重要的标志性事件。理清这一演进逻辑, 不仅对认识西方经济学的发展、甄别各种“政治经济学”概念不同的内涵具有重要的意义, 还对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内涵与历史任务具有相当的理论意义。

 注释

1 如英国罗尔 (Eric Roll) 所着《经济思想史》, 美国韩讷 (Lewis H.Haney) 所着《经济思想史》, 法国季德 (Charles Gide) 、李斯特 (Charles Rist) 合着的《经济学说史》, 苏联雷季娜 (М.Н.Pыдина) 等人所着《经济学说史》, 日本出井盛之所着《经济思想史》, 中国晏智杰主编的《西方经济学说史教程》等一系列介绍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着作。
2 V.K.Bladen, “Mill to Marshall:The Conversion of the Economist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1, Issue Supplement:The Tasks of Economic History (Dec.1941) , pp.17-29.
3 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学科与研究对象的讨论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
4 何炼成:《为“政治经济学”正名》,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1期。
5 陆昱:《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政治学”——学科视角下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启示》,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
6 关于词源的讨论, 参见让·巴蒂斯特·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 晏智杰主编, 赵康英、符蕊、唐日松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4年, 第1-2页。
7 参见Seligman,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pp.7, 转引自迦纳:《政治科学与政府绪论、国家论》, 孙寒冰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 2014年, 第43-44页。
8 约翰·伊特韦尔:《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 (第二卷:E-J) ,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2年, 第61页。
9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 (第一卷) , 朱泱、孙鸿敞、李宏、陈锡龄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4年, 第45页。
10 纳骚·威廉·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 彭逸林、商金艳、王威辉编译,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0年, 第3页。
11 纳骚·威廉·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 彭逸林、商金艳、王威辉编译,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0年, 第3页。
12 让·巴蒂斯特·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 晏智杰主编, 赵康英、符蕊、唐日松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4年, 第1页。
13 莱昂内尔·罗宾斯:《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 陈尚霖、王春育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年, 第7页。
14 约翰·伊特韦尔:《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 (第三卷:K-P) ,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2年, 第969页。
15 让·巴蒂斯特·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 晏智杰主编, 赵康英、符蕊、唐日松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4年, 第1页。
16 W.Cunningham, “The Progress of Economic Doctrine in Englan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1, Issue 1 (Mar.1891) , pp.93.
17 莱昂内尔·罗宾斯:《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 陈尚霖、王春育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年, 第4页。
18 此处强调用“政治经济学”命名的原因在于国内有版本译作《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 如李嘉图:《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 郭大力、王亚南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4年。
19 约翰·伊特韦尔:《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 (第三卷:K-P) ,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2年, 第969页。
20 纳索·威廉·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 彭逸林、商金艳、王威辉编译,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0年, 第3页。
21 纳索·威廉·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 彭逸林、商金艳、王威辉编译,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0年, 第6页。
22 并不是所有历史学派的着作都以“国民经济学”来命名, 新旧历史学派都有以“政治经济学”命名的着作, 但是其内涵已与早先的“政治经济学”相去甚远。
23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 (第一卷) , 朱泱、孙鸿敞、李宏、陈锡龄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4年, 第45页。
24 V.K.Bladen, “Mill to Marshall:The Conversion of the Economist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1, Issue Supplement:The Tasks of Economic History (Dec.1941) , p.19.
25 这里的过渡时期包括古典经济学晚期和新古典经济学早期, 是“政治经济学”本身意涵因不同学派的研究而超越了最初意涵, 但是被“经济学”取代之前的一个时期。新古典经济学早期仍然保留了“政治经济学”的名称, 尽管此时其意涵更接近于如今所说的“经济学”。笔者为了方便理解, 便将此时“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定义为“过渡时期”。
26 约翰·伊特韦尔:《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 (第三卷:K-P) ,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2年, 第969页。
27 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史讨论非常丰富, 考虑到本文的撰写思路主要是对第二种批判的介绍与分析, 所以这里不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加以赘述。
28 麦克劳德 (Macleod, 1875) 提议改称“经济学”, 并定义为“探讨支配可交换物品数量关系规律的科学”。参见约翰·伊特韦尔:《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 (第三卷:K-P) ,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2年, 第969页。
29 斯坦利·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 郭大力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年, 第6页。杰文斯最终还是在1905年出版此书的最后一版时, 将书名改作《经济学原理》。
30 R.Pettman,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With Readings for the Fatigued, Colorado:Lynner Publishers, 1996.转引自陆昱:《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政治学”——学科视角下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启示》,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 第20页。
31 V.K.Bladen, “Mill to Marshall:The Conversion of the Economists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1, Issue Supplement:The Tasks of Economic History (Dec.1941) , p.22.
32 斯坦利·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 郭大力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年, 第5-6页。
33 克拉克:《政治经济学:比较的视点》, 王询译,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1年, 第1-2页。转引自陆昱:《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政治学”——学科视角下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启示》,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 第20页。
34 V.K.Bladen, “Mill to Marshall:The Conversion of the Economist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1, Issue Supplement:The Tasks of Economic History (Dec.1941) , p.23.
35 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了另外一个“新政治经济学”的分支, 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不同于传播更为广泛的主流的新政治经济学。参见张林:《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含义和性质》, 《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年第1期, 第61页。

习近平民生领域的经济思想探析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上强调胸怀“人民梦想”, 致力“人民生活”, 坚守“人民立场”, 在增进人民群众福祉的问题上更是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新研判与新理论。新时代民生领域的经济学思想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载体, 秉承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经济理论主线。立足新时代, 将经济发展的红利更为科学有效地惠及民生建设, 赋予民生建设新的内涵, 需要全党全面贯彻新的发展理念, 完善民生领域的经济改革。

  关键词:习近平经济思想; 民生价值; 民生需求;

政治经济学论文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情与发展实践, 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引领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开拓了新的视野。在经济领域的重要讲话中, 总书记始终坚持将实现人民之期盼、促成个体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在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对“三期叠加”的正确判断, 提出经济领域“新常态”论断, “四化同步”发展理念, 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贯穿到统筹推进至“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等论述中, 无一不彰显着其经济思想中的民生本质。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习近平总书记在提高保障与改善民生方面进行了七个方面的具体回应;2017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系统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构筑起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工作的策论;在此之后更是提出了“新时代属于每一个人”的伟大论断。通过系统梳理习近平民生领域的经济思想, 将有助于巩固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民生实质, 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认知。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民生需求意义

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领导,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重视社会生产力作用的同时不断完善生产关系, 以科学技术创新、促进实体经济产业、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已成为经济工作发展的方向。以政治经济学视角看, 推进《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 在于合理调整产能过剩, 避免“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将人民关心的主要矛盾优先解决, 扭转为增长而增长的GDP为先片面发展理论, “推动有效供给更为科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升级变化的物质文化与生态环境客观需要”。[1]

1.1 经济学的需求内涵

经济学的核心要义是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再生。需求是在特定的时期内, 在既定的价格标准情况下, 消费者情愿购置同时可以购置的商品。虽然, 斯坦利文杰斯、列昂瓦尔拉斯、门格尔的边际革命将西方经济学长期只关注供给与客观因素的现实逐渐转变为关注需求和主观因素。但回顾西方经济学范式下的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角度以及西方经济学变迁史, 都不难发现, 其强调供给作用忽视需求作用的思想始终存在。始于威廉·配第, 后经亚当·斯密、李嘉图等经济学家传承发展的西方经济增长思想, 表现为关注资本的累积, 而不考虑需求因素。在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总结和提炼的萨伊定律中, 他指出:“供给本身便能够创造需求, 物品在生产出来的同时, 需求也被创造出来”。20世纪中后期, 拉弗作为西方供给学派的代表, 强调供给而忽视需求, 重视市场功能而忽略政府功能。对此, 恩格斯曾作过这样的表述:“供给总是紧跟着需求……经济学家用绝妙的供求理论证明‘生产永远不会过多’, 而实践却用商业危机回答, 危机就像彗星一样定期出现”。[2]西方经济学实践过程中暴露的问题源于供给与需求关系的失衡, 尤其表现在缺少对需求作用的考虑。

1.2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民生需求内涵

马克思曾说:市场上只有“买者和卖者, 需求和供给”两个范畴。“在商品的供需活动中存在着以下关系:一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 买卖双方的关系, 商品与货币之间的关系;二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3]此外, 以《资本论》为标志, 马克思以批判的视角对资本主义社会中财产权与市场经济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评述, 他认为社会分化使得弱势群体的需求与利益无法得到实际满足, 劳动产品分配的不公, 使人们无法享受社会财富累积所带来的实惠, 最终阻碍了人们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观点表明, 社会公平、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是民众需求的直观体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条件的论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依据现实, 指出当前与今后一段时期, 供给与需求都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但矛盾主要方面来自供给侧, 进而提出将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由高速增长转变为高质量中高速增长的主张, 满足了经济结构的优化。动力增长的转换是我党实现民众需求, 跨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口, 契合发展实际的科学战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民需求与利益的实现,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 他强调:“全党需将人民置于最高位置,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指出:“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平等参与、同等发展的权利, 使社会进步的成效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向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4]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经济发展充分体现了党在实现民生需求中的关键性作用, 坚持与完善党的领导是全体人民利益之所在, 幸福之所在。

1.3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民生旨归

习近平经济思想强调人民群众是力量的源泉。在2017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提纲挈领的指出高质量的发展在于很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推进新发展理念, 由人民共享发展红利, 科学地印证了马克思“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连。伴随新生产力的获得, 人们改变自身的生产方式, 伴随生产方式即谋生方式的改变, 人们也就将改变自己的所有社会关系” [5]的观点。

首先, “为什么人”阐释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初心。人民群众主体始终是劳动群众, 坚定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马克思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而人民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因素, 这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方法论。马克思曾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6]习近平总书记也说过:“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是全党上下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7]把广大人民群众的福祉作为全党经济政策的立足点, 这一初衷包含了两个理念: 第一指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为民情怀与立党为公的使命担当;第二彰显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民生理念, 凸显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问题意识。

其次, 将改革创新带来的成果覆盖全体人民传递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 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 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8]当前, 我国14亿的人数约占全球人口总数的19%,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城镇化率) 为58.52%[9], 2016年的基尼系数为0.465[10], 这直观地反映出中国距离建成惠及全体人民的全面小康社会依然有距离。总书记多次强调:“群众就是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如果不能心系群众, 情牵群众, 发展有什么价值, 改革又有什么意义?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11]。通过走访基层、深入调研, 兴研究调查之风, 将百姓的现实冷暖以民生经济议题的方式狠抓落实, 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充分表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最终目的。

最后,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指明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方向。经济发展是为了更为合理地保障与改善民生。在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体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结合现实谈到, 民生工作面临的宏观环境和内在条件都在发展变化, 公众多层次、多领域的需求, 需要我们党不断适应这些新特点, 在经济速度上增速放缓, 结构上优化升级, 动力上转向创新驱动, 去产能、去杠杆、去污染。实现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全国人民中国梦最美好的夙愿, 将制度建设的优势充分发挥, 进而将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优势, 让人民群众敢于追求美好生活, 勇于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是国民经济平稳向好发展的重要保障。

 2 习近平经济思想对民生需求的总体观照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石是生产力理论, 他本人深刻考虑了总需求变化以及生产关系与分配关系。[12]对于社会发展而言, 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 生产技术足以满足人们大量制造出各种商品时, 总需求将成为推动总供给发生改变的重要因素。“百姓的需求来自多个方面, 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 经济社会建设必须抓牢”。[13]习近平总书记在“7·26”重要讲话中反复强调创造人民美好生活,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必须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重点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工作, 将经济发展紧扣民生需求, 解决好民生需求中事关社会风险的民众政治诉求;建立健全安全有效的脱贫长效机制;保护生态环境, 推进绿色发展, 实现工作的常态化、制度化开展, 深刻反映了总书记经济思想中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2.1 “两步走”战略是对民生需求节点的客观评析

立足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 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2020目标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景。“两步走”的战略是与“三步走”战略的联系和发展, 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用战略思维、进行战略谋划的高超智慧和卓越能力”。[14]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内人均国民总收入 (GNI) 逐年递增, 2012—2014年三年间, 我国人均 GNI的年均增速达7.3%, 远高过世界平均增长水平及高收入国家增长水平。2014年我国人文发展指数 (HDI) 为0.727, 大于全球均值 (0.711) 与中等国家均值 (0.630) 。[15]2017年,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5974元, 同比增幅达9.0%。[16]当前, 国内仍有3000多万贫困人口, 矛盾主要集中在供给侧, 以宏观经济的视角提倡发展模式由高速度转为高质量, 是民生发展现实倒逼改革思路转变的客观规律。当前, 人民群众对民生问题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渐完善, 促使个体向着更美好的生活迈进, “两步走”战略以理论紧扣实际的方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制定了合理的时间与路径, 成为民生需求改革的科学方略。

2.2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对民生需求动态变化的科学论断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扬弃了西方古典经济学派、凯恩斯学派以及庸俗经济学派等学派的理论, 在实践中构建成更加完善的经济发展范式。“五大发展理念”是在“深刻总结并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基础上构成的, 集中反映了当前与今后一段时期, 国内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17]这充分体现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与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宗旨。在该理念下逐渐形成的“五位一体”战略布局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中继承与创新相统一的科学观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目标对应的正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及生态建设”。[18]在生产过程中不断提升高效、优质的供给, 方能实现人民群众不断增长与升级的物质、文化和生态需要。列宁同志曾评论:“具体的政治任务要在具体的环境中提出, 一切都是流动的、变化的”。[19]国内的经济建设已不再是局限于经济增长视阈下的问题, 更是一种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需求,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的经济建设新境界。

2.3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对民生需求的全面协调

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契合国内当前主要矛盾转化的现实, 符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经济建设环节总体方向, “适应当前发展所面临的动力转换、方式转变、结构调整等现实”。[20]其致力于通过全面协调, 实现增长、平等与稳定三个综合目标间的平衡, 对实现人民群众需求从体制上改革向体系上改革的转变实际, 具有深远的意义。“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21]国内经济转速, 经济结构升级,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逐步健全, 客观反映了国内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间的矛盾。总之, 现代化经济体系深度体现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新型关系下, 经济增长目标被更多留给了市场, 平等与稳定则交给了给政府, 其所包含的六大任务可浓缩为两个核心支柱:轻资产与平台整合, 前者在于清除阻碍交易顺畅性的摩擦因素, 使供应端协调好经济事务;后者在于重塑产业优势,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22]

3 习近平经济思想对民生需求关怀的启示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的继承与发展, 在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民生智慧结晶基础上, 持续思索而得出的重要理论成果。习近平经济思想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重视规律性探索,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行动指南, 主动回应民生诉求, 为民生发展贡献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3.1 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时代民生领域的指南

劳动价值理论诠释了人民群众是社会财富创造者, 应该成为财富的拥有者, 成为社会生产服务对象的现实。立足于新时代伟大起点,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现实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 是人民日益增长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最大掣肘, “习近平政治经济学”表达了新时代经济思想的民生情怀, 更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提炼与升华, 其经济思想中的民生理论拥有丰富哲学性, 具体表现在三方面:第一, 以联系的普遍性观点对待经济与民生关系, 将民生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落脚点;第二, 用矛盾的特殊性观点研读民生问题的动态变化, 解答民生需求发展的新阶段特点;第三, 将认识、理论对实践能动的反作用应用于群众路线, 实现人民参政议政与发展成果的共享。

总书记在面对脱贫攻坚、社会保障、教育公平等一系列民生问题时强调:“检验一切工作的成效, 最后都要看人民是否真的得到了实惠, 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真的得到了改善”。[23]将人民获得感作为检验民生改善的标尺, 习近平经济思想有着充分的民生情结, 对新时代民生领域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3.2 构建了翔实具体的“大民生观”

“大民生观”是指将全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党的中心思想, 用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指导民生工作。针对经济下行压力增加, 社会矛盾增多的实际, 习总书记心系人民利益的保障, 紧抓民生改善, 严保民生支出, 从老百姓最急迫的需要入手, 关切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脱贫等问题, 在民生矛盾的主要方面发力。“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24]的奋斗目标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

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大民生观”一方面充分凸显了“人民主体论”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主线;另一方面通过对当前与未来一段时期民生工作的准确定位, 将全体民众凝聚到追求美好生活的总目标之中。在将民生工作融入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习近平乐于做“人民的勤务员”。20世纪90年代, 习近平时任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时通过实际走访调研, 将收集总结的资料汇编成《摆脱贫困》, 书中详述了“四下基层”工作方法, 点明“经济是基础是中心”的核心理念。在将民生需求凝聚到美好生活追求的过程中, 习近平甘于做“人民的知心人”。2013年“两会”期间, 习近平在黑龙江代表团审议时, 仔细聆听当地赫哲族代表的发言, 关切乌苏里江群众生活冷暖, 同时强调: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务必发挥好制度优势, 人少的地区和民族也都要奔小康, 一个也不能少。[25]“大民生观”为广大人民群众织起了覆盖面广、帮扶性强的“民生大棚”, “将宏观改革导向具体化为可操作的现实政策举措, 使‘增进人民福祉,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伟大目标具备了实现的现实基础与载体”。[26]

3.3 为民生的改善谋划了全新蓝图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27]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 是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 适应新常态实际, 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 让人民群众不断体验到获得感的民生立场。总书记通过进一步发挥创新是第一动力的作用, 鼓励创业、扩大就业、将产业带动与政策激励相结合的方式培养消费预期、扩大内需, 保障与改善民生工作更为扎实有效的向前推进。

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民生蕴含淹贯精微。广义上看, 每项经济政策都体现了民意为重、发展为民的民生旨归;狭义上看, 其涵盖了民生领域的方方面面, 从不同地域、收入、职业群体的民生需求实际出发, 将民生理念的改善紧密结合实际;透过不同性别、年龄、民族群体对民生诉求的现象区别, 归纳出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的本质;以全面小康、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性民生量变成果, 提炼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阶段性的民生成就, 为民生改善谋划了切实而稳健、科学而宏大的蓝图。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 [M].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7:252.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74.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6卷下)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116.
[4]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 [M].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7:40.
[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602.
[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4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三条重要经验探微

摘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科学总结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坚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坚持领袖、理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合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时代发展同进步等,是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经验。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 重要经验; 研究对象; 理论创新主体; 与时俱进;

政治经济学论文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科学总结70年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囿于篇幅,本文拟对其中的三条重要经验作些探讨。

  一、坚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

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核心要素,亦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倾向从生产力视角研究生产关系,并对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及其基本原理进行了精要阐明,这些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破除了对苏联政治经济学范式的绝对迷信,继而开启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初步探索。基于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认真总结,毛泽东指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互相联结、有机统一的辩证关系,强调对生产关系的研究要从生产力与上层建筑的角度加以剖析,不仅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界与研究范围,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提供了基础性思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准确研判和科学把握国情、世情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进行了突破性的发展。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是有生产力规定和历史条件作为支撑的,而现实中的中国并不具备这两个前提,因此,提出要从社会主义本质规定的层面上来审视生产力。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造性地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其中生产力标准居于首位,发挥着基础性的决定作用,这无疑彰显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生产力的核心地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原则和标准在新的时空境遇下的丰富和发展。

世纪之交,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我国经济建设发展呈现的总体性与阶段性特征,正视我国生产力欠发达的客观事实,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方面,他精辟指出科学技术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1](P67)。这一创见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的基本原理作了进一步的细化、精炼与提纯。另一方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首先强调的就是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一论述着眼于生产力的动态变化,深刻揭示了生产力发展的渐进式过程。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强调要在更大程度上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作用。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表现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始终围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关系,旨在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和最终过渡到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使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各种经济关系愈发复杂多变,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完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现实问题为导向,注重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经济社会历史性变革的伟大实践相嵌合,深度提炼和归纳一系列的宝贵经验与规律性成果,进而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一思想精髓不仅丰富和拓宽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阈,而且为引领“强起来”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提供了正确指南。一是习近平明确指出,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仍然是当前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2](P121)。二是首次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3](P4)的重大论断,并将“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4]作为根本出发点和战略目标。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提升至一个更高的水平,即生产力的内涵拓展为三个层次: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此外,习近平还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坚持的重大原则,其中,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原则占据首要地位,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观念。

纵观历史长河,中国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学理依循,致力于建立起植根于我国现代化进程的现实土壤,具有系统性、整体性且蕴含中国特色的生产力理论体系。因此,坚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是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经济发展规律解释力的必然要求。

 二、坚持领袖、理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合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实践,开创了党的领袖、理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共同推进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良好局面。

改革开放之前,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论述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农轻重协调发展等一系列经济思想,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先河。其后,毛泽东号召全党干部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并进行了一系列深邃的谈话和批注,包括社会主义可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建设要波浪式发展、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等,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不懈探索。邓小平开创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社会主义本质论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问世具有破题之功。江泽民进一步创新了社会主义劳动与劳动价值理论,描绘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胡锦涛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的战略思想,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阈。与此同时,理论工作者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研讨,形成了不少有新意、有分量、有价值的理论成果。另外,通过理论界和教育界的共同努力,涌现出了一批各具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该时期,人民群众所开展的诸多具有开创性的实践活动,为领袖与学者的理论创新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积累。如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大包干”的实践、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等都是在顶层设计和基层互动中不断形成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以敏锐的洞察力与海纳百川的胸襟气度,提出了经济发展新常态以及“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科学论断,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他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并指出完善这一理论体系必须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指明了前进方向。理论工作者也纷纷献言献策,对“新发展理念”的实质及其内在逻辑、如何构建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等问题,都做了不同角度和层面的深度解读,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和素材支撑。如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路径,洪银兴提出,不仅应全面落实“三去一降一补”重点任务,还应注重体制机制完善。[5]同时,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身于新时代经济建设当中,如在推进精准扶贫的过程中,人民群众就人情扶贫、关系扶贫等不公正现象提出合理建议,促使党中央不断健全精准扶贫工作机制,最终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精准扶贫理论。

可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既不是领袖个人的思想,也不是理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合起来的思想,而是三者良性互动的结果。其中,领袖是主要创立者,善于总结各方经验并上升至国家理论层面,从而指导实践;广大理论工作者是主要力量,善于以独特的视角思考、透彻研析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大问题,发挥着思想库和智囊团的积极作用;广大人民群众是实践主体,在实践中积累的丰硕经验是党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重要源泉,三者统一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发展进程,缺一不可。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时代发展同进步

回溯历史,我国始终秉承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着力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时代发展同进步。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环境,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围绕这一目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以苏联模式及其经济思想为借鉴,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经济思想,例如,提出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等观点,逐步形成了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这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必须承认,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间较短,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不足发生过一些曲折和错误,但这些为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破题之策提供了重要线索。上述经济学理论创新成果,构成了毛泽东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历史上的“第一次飞跃”。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相继提出了一系列体现时代特征的新思想、新理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过程中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其中,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都极富时代精神。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探索和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问题的过程中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中,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思想、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思想等,彰显了时代精神与时代价值。党的十六大以后,在不断探索和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的过程中创立了科学发展观。其中,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等提炼了新的思路。上述经济学理论创新成果,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历史上的“第二次飞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中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中,结合实践和时代提出的新课题,以当前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导向,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比如,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等等。这些思想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创新性继承与突破性发展。

综上,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新中国、新时期和新时代三个发展阶段,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准确把握时代的性质和演变趋势的前提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在理论与实践的相互激荡和促进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经济成就,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一次又一次的历史性飞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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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N].人民日报, 2014-07-30 (1) .

产业园区转型升级对区域经济的带动力

摘要:产业园区是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 是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 目前我国产业园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日益突出, 迫切需要升级。随着市场体系的日趋成熟、资本市场的逐步完善以及国有资产监管模式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变, 实现价值最大化是我国产业园区升级的客观要求。用园区企业价值总额和园区运营主体价值来衡量和考核产业园区发展水平, 突破以GDP为核心的传统指标体系, 对于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关键词:产业园区; 园区开发; 产业升级; 企业价值;
  1 我国产业园区迫切需要升级
  产业园区是指为促进产业发展而创立的特殊区位环境,是区域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空间聚集形式,肩负着聚集创新资源、培育新兴产业、推动城市化建设等重要使命。产业园区是一个历史范畴。目前,根据世界商品经济、贸易和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产业园区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有效载体。产业园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世纪,当时腓尼基人指定南部海港和北非殖民地迦太基为特殊的商业和贸易区,并为外国商船提供通道。1574年意大利在热那亚湾雷格亨港口建立的自由港,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经济园区”.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的工业园区蓬勃发展,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
  我国自1979年设立蛇口出口工业区开始,产业园区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中一道亮丽的风景。产业园区形式多样,包括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特色工业园区、产业集群、农业科技示范园区、科技园区、科技城、创业园区、现代物流园区等,经济特区、保税区、免税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截止2018年底,我国仅省级及国家级开发区已达2675家,其中国家级开发区219家,国家级高新区168家,国家级自贸区12家,省级开发区2053家。以国家级经开区为例:2018年全国219家国家级经开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0.2万亿元,同比增长13.9%,占全国的11.3%;实现财政收入1.9万亿元,同比增长7.7%,占全国的10.6%;实际使用外资和外商投资企业再投资金额占全国的20.4%;实现进出口总额6.2万亿元,同比增长10.8%,占全国的20.3%;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达到12531亿元,同比增长12.8%,占全国的25.4%;高新技术产品进口额达到9001亿元,同比增长21.2%;占全国的20.3%.可见,产业园区是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工业园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日益突出,它已不能满足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的时代要求,必须要亟需升级。其中,不平衡问题主要表现在: (1) 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不平衡,由于认识和实践的偏差,产业园区发展初期主要强调制造企业的集中,服务业则天然缺乏,随着产业园区规模扩大,服务不足问题日趋严重; (2) 产业与城市发展不平衡,很多产业园区脱离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要素禀赋,一哄而上跟风热点,因为得不到城市资源的相关支持,很大一部分工业园区的开发与城市的配套设施功能不匹配,成为孤岛,与居民区在空间上处于分离状态; (3) 政府引导与园区自组织发展不平衡,我国产业园区发展主要由政府主导,这导致园区管委会在社会建设方面职能有限,行业协会功能不能有效发挥,龙头企业难以充分发挥对区内配套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 (4) 经济与环境发展不平衡,为留住企业和拥有漂亮的GDP数字,一些园区放宽企业入园标准,忽视进驻企业的排污治污,严重损害当地生态环境。
  产业园区发展不充分问题主要表现在: (1) 空间利用不充分,许多园区土地利用过于粗放,甚至圈地发展房地产,造成土地空间的严重浪费; (2) 集聚效应发挥不充分,多数产业园区在建设过程中过度追求大而全和短期效益,在追求企业数量集聚的过程中,缺乏整体规划和明确的产业定位,没有重视产业链、创新链和价值链之间的联系。与产业集群要求相去甚远; (3) 创新系统发展不充分,目前许多产业园区还停留在投资拉动经济发展的阶段,企业创新意识不强,与科研机构、高校合作不紧密,创业创新氛围不强; (4) 区域品牌建设不充分,产业园区对于区域品牌的形成机理和内涵认识模糊,产业园区同质化严重,造成“千园一面”和重复建设,即使盲目打造的区域品牌也多数沦为形象工程。
  从园区开发运营主体的盈利渠道看,目前我国绝大多数产业园区的收入仍然主要依靠地产增值。地产增值是指依附在土地溢价基础上的一种盈利模式,即通过建设工业厂房、物流仓库、办公楼宇、商业配套设施并以出租出售方式供企业使用,同时提供物业服务。这与传统的商业地产模式区别不大。随着近十几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热起,土地增值的盈利能力远超很多行业的盈利水平。在这种模式下,园区运营主体更像一个有规划的地产开发商,获利能力非常的强大,财力积累雄厚,但此运营模式导致的问题很多,其前景堪忧。目前在A股中,有15家园区开发企业1,全部被划归为房地产板块,这是土地盈利模式的直接反映。以上海临港(600848)为例,2018年营业收入有94.1%来自房地产行业,仅有5.9%来自其他行业。这种以土地增值为主导的盈利模式,既是我国产业园区粗放型发展的结果,也是造成园区产业创新乏力、产业园区升级缓慢的原因。
  为着力构建产业园区发展新体制,2016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进国民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和促进改革开放新高地的意见》,对国民经济技术开发区提出了提高开放经济质量、加大开放力度等五项建议。改革自治,建立现代工业体系,完善国内外政策。合作平台的作用,强化要素保障,资源集约利用。为顺应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要求,《意见》明确指出:支持区内企业开展上市、业务重组等;支持建设主体进行资产重组,调整和优化股权结构,引进私人资本和外国投资者;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国家级经济发展和建设主体申请首次公开发行和上市。《意见》为打造产业园区体制机制新优势、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支撑功能、促进产业升级和拓展园区发展新空间提供了创新思路和制度框架。
  2 园区升级的核心是提升企业价值
  从经济学角度看,产业园区产生、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动因是空间集聚所带来的正外部性。马歇尔(1890)认为集聚带来的专业化投入和服务、专业技术人员集中市场和企业技术溢出是空间集聚的主要原因。洛施(Losch A., 1940)认为外部经济、公共基础设施、基础工业向辅助工业提供生存前提和偶然性都是产生集聚的原因。熊彼特(1934)他认为创新不是均匀分布而是趋于群集。缪尔达尔(Myrdal G., 1957)认为产业聚集的原因是累积循环因果效应。钱学锋和梁琦(2007)认为集聚是社会分工的空间组织形式。没有分工,就没有集聚。集聚的形成促进了分工利益的实现。胡安·阿尔卡塞尔等(Juan Alcacer, 2014)认为集聚经济使新公司能够享受要素池的好处。波特(1990)认为,由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与支持产业、企业战略/结构和同业竞争四大关键要素为基础变量、以机会和政府两个辅助变量构成的“钻石模型”,可以解释解释产业集群。
  从产业实践角度看,产业园区是主动利用产业集聚规律以促进产业发展的政策工具。产业园区对产业发展所带来的正外部性是通过园区企业追求价值最大化的经营活动来实现的,这种正外部性则根源于劳动分工体系的动态发展过程。亚当·斯密(1776)论证劳动分工可以显着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加速国民财富积累,首次提出劳动分工理论。而现实中的劳动分工水平受交易费用制约,当劳动分工的边际收益等于市场交易的边际成本时,分工就不再深化。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产业园区通过要素集聚和产业集聚可以加强企业间的协作、降低交易费用、促进劳动分工深化、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和产业升级。现实中的劳动分工体系及其演化过程异常复杂,而作为劳动分工结果的生产要素则相对容易辨识、总结和论证,因此在生产要素领域产生大量研究成果。卢卡斯(Lucas R.E., 1989)指出人力资本具有正外部性。内生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引擎。知识和智力将是人类未来发展将更多依赖的财富。在劳动分工日益深化的趋势下,波特(Porter M., 1990)认为不同生产要素对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性截然不同(初级生产要素已不再重要,高级生产要素的重要性不容置疑,专业生产要素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更具决定性和持久性),生产要素的创造机制远比拥有生产要素的程度重要,产业竞争力卓越的国家经常也是创造生产要素或提高必要生产要素的高手,政府在投资生产要素时应偏重初级和一般性项目,企业或个人更擅长高级和专业性生产要素的创造。从要素演替角度看,周元和王维才(2003)认为开发区必须经历四个发展阶段:要素驱动、产业主导、创新突破、财富集聚,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在一定阶段也可能衰退。李耀尧(2011)以开发优势是开发区的主要特征,可分为四个阶段:比较优势集聚、竞争优势集聚、创新优势集聚和财富优势集聚,对应的目标分别是成本最小化、市场占有扩大化、规模报酬最大化和科学发展内生化,我们还认为,中国大部分开发区都处于第一和第二阶段,少数开发区处于第三阶段或转型为第四阶段。
  从绩效衡量角度看,产业园区刻意追求正外部性意味着对完全竞争市场的否定和突破,意味着市场价格信号存在一定程度的失灵,从而使得产业园区以及园区企业绩效评估变得复杂模糊,而不准确的绩效评估难免会造成政策制定、执行及评价的困难和低效。更严重的是,我国在评估和考核产业园区及园区企业时长期使用以地区生产总值(GDP)为核心的指标体系,如产值、增加值、投资额、税收、进出口额等。这些传统指标无法契合园区运营和企业经营活动的本质追求,再叠加上不完全竞争市场,势必给产业园区政策制定、执行和评估等各项工作带来一系列挑战,严重时甚至会陷入盲人瞎马的困境。其实,传统考核指标体系是在我国改革开放早期根据当时的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和对经济规律的认识而制定的,当时的情况是:市场体系处于培育和发展初期、资本市场发育很不成熟、对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探讨尚处于起步阶段,当时园区管理工作存在着浓郁的计划经济的思维倾向。经过40年改革开放,目前我国的市场体系已发育得比较成熟,政府已充分认识到并且重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特别是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在加速发展和完善。新时期,国有资产监管模式已转向“以管资本为主”,“房住不炒”调控政策使得房地产步入理性发展轨道,我国产业园区升级的方向是向财富集聚阶段迈进,应该充分认识并强调产业园区的财富创造职能,建立以园区企业价值、园区上市公司市值、园区运营主体价值等以价值为基础的评价考核指标体系。价值的本质就是未来预期收入的折现值总和,以价值为基础的指标体系不仅在时间维度上对经济主体的未来有充分的考虑,而且在空间维度上也综合考虑到正外部性,更有现实意义的是,以价值为基础的指标体系与企业经营和园区运营的动机高度契合。
  
  3 产业园区运营向产业增值模式转变
  以价值为基础的考核体系能够推进产业园区运营模式由传统的地产增值模式向产业增值模式转变。在产业增值模式下,园区运营主要包括:产业投资、中介服务、平台服务、公共服务。产业投资是指园区建立或控股专业性的产业投资机构,如天使基金、创投资本(VC)、私募股权基金(PE)等,对产业园区内各发展阶段的有潜力的企业开展多种形式的股权投资,促进企业成长并获取长期收益。中介服务是指整合产业资源、引进各类中介服务机构,向入园企业提供工商注册、法律咨询、人才外包、资源认证、技术中介、管理咨询、知识产权服务、融资服务、网络通信服务等全套产业服务,并向服务提供商收取适当佣金。平台服务是指组建专业咨询部门或专业化公司,自主建立公共服务平台,为园区企业提供定制化的技术服务、市场营销服务、金融信贷服务、管理咨询服务等,直接获取服务收益。公共服务是指响应并承接政府委托的各类政策性服务项目,并以政府补贴和税收奖励等形式获得收益。产业增资模式的核心是产业投资,它直接把产业园区运营收益与园区企业价值联系起来,有利于将产业园区的正外部性进行内部化和资本化,从而激励园区运营主体充分利用和强化园区运营的正外部效应和积累循环因果效应。我国经济正在向高质量发展拾阶而上的新阶段,实现产业园区运营方式由土地增值向产业增值转变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有利于优化供给体系、需求体系和金融体系及三者之间的相互支撑作用。
  自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制定和推出一系列旨在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方针政策,使得创新已提升至国家发展的核心,加之目前科技创新板已正式开板,从而为产业园区运营模式升级提供制度保障、市场基础和操作工具。以产业投资为例,产业园区通过自己控制的各类股权投资机构,向有潜力的入园企业提供资本、服务和技术,最后通过被投资企业价值增值获取遇股权投资相称的投资收益。借助这种盈利模式,可以帮助园区实现正外部性的内部化,可以激励园区运营商提升各类园区服务以便给入园企业创造更多“正外部性”,同时园区运营主体更加注重以企业价值为核心实现园区企业的优胜劣汰,从而推动园区产业转型升级。这种以股权投资为有效连接手段、以园区企业价值增值为目标、以提高园区服务水平为主要内容的园区运营模式,天然具有强烈的自我积累和循环因果效应,从而实现新时期我国产业园区的企业增值、产业增值和园区升级。目前我国日益发展和完善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则为园区企业和园区运营企业实现价值增值带来甚多机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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